關於「讀者迴響」

上次我的一篇〈飛來吃美牛〉在 ETtoday 發表後，有人在「讀者迴響」中留言，我亦想對此留言回應一下，可是因爲沒有加入「臉書 」而不能貼出我的回應，所以祇得請 ETtoday 的主編代勞，承主編照辦了，可是他在開頭第一句說「因爲作者不會用 Facebook，所以請我們代爲囘覆。」

其實我沒有什麼會不會用的問題，而是因爲不想加入 Facebook 而不能「迴響」。在此我希望ETtoday 能做到不祇限於 Facebook 的會員才能發表迴響，讓不參加 Facebook 的人也能發表迴響，除非一概都不能迴響。

我另一篇〈血汗工廠〉在 ETtoday 發表後，也有讀者迴響，這要怪我錯估讀者對血汗工廠及大陸一國三制的認識程度，而在此篇簡短的文章中說得不夠清楚，所以我在 blog 中又加了血汗工廠實情的一幕，希望讀者去看，如有可能也希望ETtoday 把比一幕作爲〈血汗工廠〉的續篇。

最近的一篇〈掃描中共的一國三制〉是我用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完成的，最後卻被一個臉書會員的迴響：「無聊~每個國家都『碼』有『坪』富不均的問題，自己都沒搞好還想搞別人？」一筆勾銷了。

我是第一個公開道破中共一國三制的作者，此文寫得頗長，對國情關心不深的人，或閱讀能力不強的人，或視力不佳的人，必沒有耐心讀完此文。

我主要說的是中共的一國三制，而此三制都是已經被歷史淘汰的不良制度，而被中共巧妙地重新結合，又復活了。中共用蘇維埃式共產黨獨裁制度，鞏固它的政權。以「城鄉二元」法規將農民的身份永遠與鄉村土地綁在一起，土地和農民都屬於封建主（中共政權）所有，徹底實施歐洲中古時代的封建制度。又在「改革開放」後，實施反向殖民，與國外殖民主合作向國內開發殖民地，也徹底實施了西歐初期的舊資本制度，所不同者西歐舊資本制度的殖民地在其他弱小國家（如當時的中國），而今日中國資本制度下的殖民地就在中國自己境內。中國大陸超出常態的貧富懸殊是一國三制產生的現象之一，不是我主題的全部。也許有讀者先因篇幅太長而未讀此文，今又想讀讀看到底這三制是什麼，但說不定又受了這則「無聊~…」迴響所影響而作罷了，這位迴響者的破壞能力不可小觀。

最近讀到新聞，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前回到他在武漢的母校，中國地質大學，即興演講50分鐘，他稱：「一個領導人不懂得農民，不懂得佔全國大多數的窮人，就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經濟。一方面推進經濟發展，一方面要努力推進社會公平正義，這是我們的目標。」他在演講中呼籲「要倡導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他的演講好像在「迴響」我這篇〈掃描中共的一國三制〉，他想改革的阻力很大，胡溫整個任期都被老勢力牽制，到現在任期將滿時好像有了轉機，在南方的廣東省委常委書記汪洋也在遙相呼應「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認識」。到目前爲止溫家寶的態度都比較「溫」，他的進步言論都不是在正式工作崗位上發表的，我希望在習近平任內有所突破。

掃瞄中共的一國三制

上次我寫的〈萬噸貨輪處女航出國沉沒記〉以「1949年後毛澤東說中國人民被『解放』了，實際上倒不如說被『束縛』了。」爲開頭第一句。拙文發表後，有老友用電郵附來了他的一篇二萬四千多字的大作〈一國三制〉。他在信中說：兄大文第一句說，1949後中國人倒不如說被『束縛』了。我很同感，實際上是被納入封建制度，成爲封建主所有的臣民，矮下去了。我試寫過一篇小文，分析大陸的制度。兄若有暇，請撥冗指正。…

我讀了他附來的文章：〈一國三制〉，深感得益良多。他在「前言」中說，中國大陸現在的狀況分析起來至少有三個制度並存：一、蘇聯式共產黨專政制度，二、新封建制度，三、西歐初期資本主義(舊資本主義)制度。他把中國共產黨的本性分析得很清楚，他的大作尚未公開發表，我有幸先讀爲快，記得1997年香港回歸時採用鄧小平發明的「一國兩制」覺得很新鮮，其實中共國內早已在1979年實施了鄧小平創議的「改革開放」，而由此默默衍生出「一國三制」的怪胎，而不爲大家重視及檢討。正如老友所說：「一般分析和評論中國大陸，都是在表面現象中打轉，如貪污腐化、貧富兩極化等，没有深入探討產生這些表面現象的基本制度，因此隔靴搔癢，不能真正認識問題，便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今將我讀後的心得報告如下，權宜當作一篇中共一國三制的簡介以饗讀友。此三制對中共來說是相輔相成，環環相扣的，他們現在正用「蘇聯式共產黨專政制度」結合著以黨、政爲封建主的「新封建制度」，和以「改革開放」爲名從頭走回西歐初期資本主義道路的「舊資本主義」。諷刺的是「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這兩者是他們的祖師爺馬克思最要討伐的東西，也正是中共起家時呼口號反對最烈者，現在他們所作所爲雖不承認是在走任何「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的路線，可是他們黨政高官及官二代、官三代卻正在享受著封建領主和資本家的特權。

一、蘇聯式共產黨專政制度 (Soviet style Communist Party Dictatorship)

中國共產黨是蘇聯派人來建立的，在蘇聯指導、扶植下成長，趁中國疲於抗日戰爭的機會，培養武力，抗日戰後用武力奪得政權，毛澤東爲此曾表示過要感謝日本皇軍 (1960年6月21日毛澤東同「日本文學代表團」談話，原題：《美國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中曾向日方代表團說：「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其中一部份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中共立國原則和國際上的定位是蘇聯規定的；其黨、政的運作也是遵循蘇聯的模式，至今蘇聯雖已不存在，中共仍堅持其所謂「中國特色」，基本上沒有改變蘇聯模式。所謂“中國特色”，共產黨頗爲自誇，並一再聲明要堅持。共產黨會玩弄名詞，一般人以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其實不然，根本就是“共產黨專政”的特色。「中國特色」就是中國是共產黨的，也就是國家屬於共產黨，共產黨不屬於國家；中國的軍隊直屬於共產黨；各級政府或企業單位，都由單位中的黨委爲最高領導；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不是人民所選，全部是共產黨指定，全部是共產黨員，其中七成是黨、政、軍、企的高官，人民完全被黨所代表，黨即人民；黨及黨員不受司法管轄，黨、政、軍、企官員既都是黨員，司法便都不管，祇有被開除黨籍的才屬於司法管轄，司法和檢察人員都由黨任免管轄，實際上司法祇管老百姓；教育和宣傳把共產黨權力說成來自蘇聯的共產主義天命和革命，共產黨不承認權力來自人民，溫家寶雖在海外說「權力來自人民」，但在國內没有人有這種說法，國內也没有任何權力來自人民。

馬克思主義原矚目在西歐，以西歐19世紀社會經濟制度爲背景，針對其弱點想要用革命來創造一個另類社會。結果是有意栽花花不成，西歐國家不接受馬克思主義，從而在「初期資本主義制度」(「舊資本主義制度」)中自行改造，建立起比馬克思主義更爲優越的社會公平福利的「新資本主義制度」，因此馬克思主義在它矚目的西歐沒有巿場，無法得逞。

而在另一方面，馬克思認爲根本不應該進行共產主義的俄國，卻無心插柳柳成蔭，意想不到地順利推行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被列寧引進到俄國後，實際上變成了俄國本質的「共產黨主義」，對加盟蘇聯內部實行一黨極權專政，對外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擴張。由於它運用共產革命爲口號，獲得各國眾多志士的獻身，風起雲湧幾乎橫掃半個世界。曾幾何時俄式帝國主義終於不被內外接受，蘇聯於，1991 年瓦解後15個加盟國各自獨立，連集團主的俄羅斯都宣佈共產黨在俄羅斯境內爲非法組織。19世紀德國馬克思爲西歐開的藥方《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和《資本論》(Das Kapital)救不了20世紀的蘇俄，反而造就了斯大林的殘酷專制統治，馬克思的這一套又怎麼能救他從不了解的中國？

20 世紀初中國沒有產生產業資本家，產業工人到20世紀中葉佔總人口不到1.8%，不應該是共產主義滋生的溫床。中國共產黨是憑藉蘇聯支持的組織和武力建立政權，其立國目標是爲蘇聯的世界革命服務。1949年中國共產黨所有的領導極少工人家庭出身，幾乎都是地主或農民家庭出身。他們在取得政權後，脫離地主和農民，變成工人無產階級的領導，所以在基本上中國的共產黨專政不是馬克思的工人階級專政。

馬克思研究西歐歷史「發明」了「人類歷史發展五階段」天命論，那是：從（1）原始共產社會、到（2）奴隸社會、到（3）封建社會、到（4）資本主義社會、最後進化到（5）共產主義社會。可是馬克思沒有接觸過中國的歷史，不懂中國文化及制度，中國與西歐不同，在上述階段封建社會之後還有很長一段時期的「統一大帝國時代」。中國從秦朝開始 (公元前221年) 已經擺脫了封䢖時代，隨後的2000多年完全是統一大帝國時代，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和社會經濟制度，馬克思的歷史觀和中國歷史完全不符。

中共卻按照馬克思的歷史發展五階段論，把中國近代以前的2000多年統一大帝國時代全部定性爲封建時代。表面上高喚破除封建，把一切資源、財產、土地、甚至「人民」都納入控制，推動接二連三各種名目的鬥爭和運動，按照蘇聯的世界革命需要，破壞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基礎，造成曠古未有的巨大傷害，直到今天不肯改變。中共現代仍維持著俄式的共產主黨主義專政，它的《憲法》第一條明定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而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全權代表，制度上是「黨政共治」，實際上是共產黨一黨專政。中共政體所謂的「五大領導班子」中，黨委、政協和紀委純粹是黨的班子，政府和人大也都是由黨控制。一切人力和物力資源都是黨有，國家屬於共產黨。

中共今日雖已實行西歐舊資本主義但仍堅守蘇聯交付的制度和政策，官方的意識形態仍追隨蘇聯而反美，黨政利用媒體向國內人民擴大渲染美國的負面形象。國家定位仍堅持蘇聯共產黨主義，自稱社會主義，外交上繼續尊奉史達林的對美政策立場。可是新時代的資訊和交通發達，集權獨裁國家很難像北韓一樣能把自己領土裡的人民封閉在一個孤立社會內，北韓是用控制人民活命的糧食使人民聽話反美，而這些糧食一大部份竟還是美國送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民的眼界已開，若要走北韓那條路是走不通的，因爲中國人一向對美國人的友好感覺，勝於對任何其他國人，中國人民大量接受美國文化，御用媒體抹黑美國的行徑已無作用，祇能用來向當局邀功，維持自己被豢養的價值，但若求功心切，表現得太過火，就會成爲笑話。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平民化作風獲中國大陸民眾好評，人民借此批評中共官員的官架子及鋪張程度，中共官媒便羣起護航，光明日報社論中說：「中國公民不要被新任美國大使駱家輝的低調、親力親爲作風所騙，這是新殖民主義策略的一部份，他的華裔身份使他能吸引全世界中國人的注意和公開支持，也能和中國普通百姓建立親和關係，但誰敢說，這不是美國的意圖，利用一個中國人來控制中國人，並引發中國的政治動亂？」好家伙！媒體不期望美國官員的優良作風改變中共官僚的不良風氣，反而擔心如此會引發中國的動亂，這是什麼中國媒體？所以有中國網友在新浪微博上寫道：「老實說，我倒期望被殖民，我們張開雙臂歡迎這種新殖民主義。」

又有中央電視台記者芮某在大連舉行的世界論壇中，突發性地問駱家輝：「搭乘飛機經濟艙與會，是否在提醒美國欠中國很多錢？」駱家輝回答說：「坐經濟艙是美國官員的一般規則。」中共剝削農民工廉價勞力從美國賺到大筆現款，買了些全世界最可靠的美國公債，存起來不作平衡國際貿易之用，僅用利息就可供豪富高官代代盡情享用，芮某這種媒體人還有顏面對美國官員擺出財大氣粗的債主模樣！他本想替高官出氣邀功，不料在中國人民面前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有中國網友希望這位芮某去問問中國官員，他們坐頭等艙，是否能提醒自己欠中國人民很多錢。

中共拷貝蘇聯的制度和政策，已到盲從的地歩，例如將中國自西漢以來磨合到民國時期才漸漸進入融合階段的少數民族政策廢棄不用，而要倒退去尊奉蘇聯失敗的少數民族政策。中國古有的國內民族關係是兩千年歷史磨合形成的，民國以後更提倡各民族平等融合。和俄國兩百年來用暴力征服造成的民族關係完全不同。中共採用的蘇俄式少數民族政策是專制帝國主義控制下的不平等對待，歷史己經證明它完全錯誤，而中國大陸仍執迷不改，使藏、疆問題日見嚴重，束手無策。

1953年暴虐的強人史達林死後，繼承的歷屆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聯最高領導人，由赫魯曉夫開始就全面批判史達林，釋放數百萬政治犯，洗清2000萬人的思想罪名，解散了秘密警察，結束了警察恐怖。到戈爾巴喬夫對歷史錯誤進行清算，中央權力下放，各加盟國開始尋求更大的自主權。又因其開放性深入民間，充分掲露了蘇共的歷史罪行，逐漸失去了民心，一直到1991年底蘇聯解體。從1953年史達林去世到1991年蘇聯解體，僅僅38個年頭，碩大的蘇聯就將自已開放到解體了，中共對蘇聯解體的過程都歷歷在目。1976年毛澤東死了，中國會不會走入蘇聯史達林死後同樣的天命？中共既得利益者能不有所防範！他們之中有不少人還害死過人，揹有血債。爲了保障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及以後世世代代享受榮華富貴的特權，必須繼續尊毛，不可像蘇聯批史達林那樣批判毛澤東，還得堅持他們蘇聯模式而有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政體。但最不放心的是在他們經常防範和壓制下的民意和民心，中國老百姓是否真正接受被灌輸的蘇共天命和革命的正統性，所以當前必須加強對內絕對控制文武兼施和對外誇大表現不計代價，這兩種手段來穩固其政權。

穩固共產政權手段之一，對內絕對控制──文武兼施：對人民又分文、武兩方面控制：文的是從教育到宣傳的思想控制，國民從小被教育接受共產黨的統治爲天經地義，是歷史進步的必然。加上新聞資訊的全面管制，使老百姓對歷史和歷史發展祇有一個認識，對思想祇有一個信仰，對事物判斷祇有一個標準，對網站嚴密預防、控制和封鎖。武的是除了一般的「城管」、「公安」（即警察）外，特別建有「武警」編制，專事對內防範，所謂「維護社會穩定」。又爲防止鄉村集體抗爭事件的擴大，鄉間民兵部隊不斷增加。最近又有新規定，老百姓買菜刀須經用實名申請、審查批准後始可合法取得。

穩固共產政權手段之二，對外誇大表現──不計代價：共產黨的集權能夠集中人力，不計代價，製造出各種越來越大的政績工程，也就是沒有裡子的「面子工程」，做出輝煌的成績，顯示規模宏大的豐功偉績，氣概無與倫比，表現共產黨擁有超常無人可以比擬的智慧，和無人可以取代的統治能力。即使對共產黨理論與制度有懷疑的人，面對宏偉的政績工程也會驚嘆不已，感到非常了不起，認爲共產黨創造了一種「中國模式」，「中國奇蹟」，舉世無匹的豐功偉績，還有GDP也會因大工程而大幅上升爲國爭光，表示共產黨有無比的治國能力。其實中國大陸因面子工程每年在固定資產投資上所造成的GDP佔總GDP的50%，這種結構是很危險的，佔GDP 50%的「面子工程」以後各年繼續維持或不維持，對經濟都會有致命的不良後果。相反的，先進國家人民工資造成的GDP都佔總GDP的50%上下，較落後的國家人民工資造成的GDP也都佔總GDP的20%左右，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工資造成的GDP祇佔總GDP的8%。所以我們看一國經濟的強弱安危，不是光看該國GDP的大小，最主要必須分析它GDP的結構。【註：GDP 定義 (摘自維基百科)：國內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亦稱國內生產毛額或本地生產總值，是一個領土面積內的經濟情況的度量。它被定義為在一個國家地區內一段特定時間（一般為一年）裡生產的所有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市價。(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refers to the market value of all officially recognized final goods and services produced within a country in a given period.) 】

其實面子工程的背面多半是不必要的鋪張浪費，勞民傷財，沒有實益。他們除了做足面子外，官員可堂而皇之動用資金，大事銷費享受；他們也可藉機徵用民地，從中得利發財。例如辦世界博覽會，本來是具有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但是他們把世博極力高規格化，將上海巿大面積包裝突擊建設，世博期間停止巿內和鄰近許多經濟活動，以便調節人口和公用事業的需求，營造環保和豐富的表象，爲了完成亮麗的政績工程，不惜給週遭民眾帶來極大的損失。上海世博如此，北京奧運亦復如此。

政績工程的範圍還包括教育方面，從小學到大學，都有所謂重點學校制度，校內有重點班，敎育內容和方法強調硬式教育，有利於培養幹部，卻犧牲大多數學生受良好教育的機會。

上述兩種穩固政權的手段，都給國家和人民造成莫大的傷害，國家實質進步遲緩，外表越輝煌，內部越空虛。但由於共產黨權力和權利的結合，貪污腐化應運而生，極端權力產生極端腐化，要如何解決這個越走越極端的根本問題，共產黨是諱疾忌醫。既得利益者不願就此罷休，根據中國共產黨提議修改現行憲法序言。中國大陸「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被定爲200年。如果社會主義還有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並且每階段都是200年，便是今後600年規定都由掌握社會主義專利的共產黨專政，不允許國民置疑。

雖然今日世界上實施共產黨專政的國家已經屈指可數了，中、朝、古（巴）、寮、越爲全球僅剩的五個共產黨一黨獨裁專政的國家。世界上另外有賽普勒斯(Cyprus) 和尼泊爾(Nepal)兩國是共產政黨經選舉執政的國家，不能算共產黨專政的國家。中國大陸等這五個爲伍的同流，將先後被時代淘汰，其中古巴最近已有解散共產黨的趨勢，中國既得利益者還掙扎著想保住共產黨專政體制，完全是因爲依依不捨他們頗有收穫壓榨百姓的兩個設局，那就是本文接下來要討論的一國三制中的另外兩制──「新封建制度」和「西歐舊資本主義制度」，可是看目前情勢，中國共產黨想繼續搞「初階段」200年的夢想恐將永遠無法實現，就高官紛紛將財產及家屬移到國外的情況可知一斑。

二、新封建制度 (Neo Feudalism)

現代人都聽過「封建制度」這個名詞，但常被曲解成仼何視爲不公正的法令或陳腐欺壓弱勢的習俗，因此往往有髙喊打倒封建制度的人都不真正認識什麼是封建制度。簡單來說，封建制度基本上是由領主、封臣、土地、武士、農民構成的社會制度：領主是擁有土地的貴族；封臣是領主的附庸，擁有領主分封給他土地的人，封臣要爲領主戰鬥；武士保衛莊園；農民屬於土地不能轉業，農民的後代還是農民，世代淪爲農奴。

2000多年來中國耕地均爲私有制。歷代每當新王朝興起時，地少人稀，政府儘量讓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以期有產者有恆心；每當王朝衰敗時，吏治腐敗，使得地主力量逐漸抬頭，不過地主祇能收租或把土地所有權賣給其他地主，無權從農民手中奪走土地，實質上耕地仍然爲農民私有。1949年共產在爭奪政權和鞏固政權時期，爲了獲得農民支持，消滅地主後，將土地分給農民自主，稱爲革命。可是到1956年，爲遵循蘇聯模式，按照蘇聯傳來的階級和封建分類，把全部農村土地，包括地上地下資源、資産，無償收歸「公有」，還連同農民一起固定在土地上，屬於地方的「集體所有」，實際上是黨委所有。早期根本不准農民離開土地，1979年後，爲了利用廉價勞力，允許農民外出打工，但是身份仍然是固定在土地上的農民，造成了今日全國13.4億人口中有9.4億是農民，其中又有2.6億是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中國大陸全部都市土地也是公有，與農村不同的是都市土地上不固定有農民。中共就這樣創造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新封建社會。

在這個新封建制度下，中央利用政治集權把一切資源財產、土地、人民全部納入絕對封建性控制。中央一方面讓各地黨幹部像封臣一樣，不顧任何法律和人權，在各次運動中有生殺大權；另一方面卻集中掌握全國最大的封建權力，隨時能夠重新分配或收回地方的封建權力。

不論在農村或城巿，地方黨政領導封建社會中的地方封臣，地方黨委書記往往被稱爲「土皇帝」，可以隨意處理土地而獲得巨大財富，各方財主也可利用與地方黨政官僚的關係，共享利益而成富豪。地方黨政領導三、五年一換屆，是短期的封臣，重視短期利益，熱衷於招商引資，利用所管轄的土地，儘力出賣，儘量開採，不顧資源、生態環境的長期後果，不惜破壞和浪費，祇爲眼前利益竭澤而漁。在土地上所建的住宅、大樓或工廠，規定70年後連同土地由政府收回，因此設計使用年限都是很短，一般是50年，建築物短命是中國GDP水份高的原因之一。

有的農民家庭一部份或大部份固定他們的耕地被新封建地方黨政徵收了，更慘的是有8000萬農民連固定他們的土地同住屋全部都被剝奪了，他們無權使用固定他們身份的土地，不但沒有土地可耕作，連立錐之地都不留給他們，但這些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身份仍爲農民。照理說他們應當是「無產階級」，但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裡祇有工人堪稱「無產階級」，若爲「無産階級」生活就有些保障。農民由於没有資格當「無產階級」，所以沒有任何失業救濟、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

嘗閱中國大城市報刊的地方新聞，謂某建築工地有工人受傷，同伴工人將傷者送醫搶救，大伙並捐款供繳醫院費用，充分發揮袍澤情誼。當時身在資本主義社會美國的我，深爲不解，在美國的建築工地工地若有工人受傷，工地 即打911電話，Fire Department的 Paramedic 救護車立刻鳴笛而來，在䕶送傷者進醫院途中，就開始作必要的急救，哪用工人同伴僱車送醫！工人除了有保險外，工程僱主必負一切責任，哪用得著工人同伴們捐助醫療費用！醫院的急救室，都是救人第一，不先驗保險證件或先收若干金額，醫院也必須依法將任何意外受傷情資報送有關單位。這種急救受傷事件過程，是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慣常做法。而一向詬病資本主義剝削勞工的中共，在處理因工受傷事件上，怎麼表現得比他們詬病的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寫此文時又見新聞，一民工在工作時斷了一指，自己帶斷指去就醫，因身上祇有百餘元人民幣，錢不夠，醫院不肯醫，打電話給自己工場領導，領導稱事忙不能來，該民工祇得拿著斷指到處求助。

建築工人受傷的新聞經常見報，受傷的和自力救濟的工人報上都說是「民工」或「農民工」，新聞中從不提起工程老闆或政府有關部門對此有何作爲，老闆們任由「民工」停下工作去自力救濟，已經算夠仁慈的了。

這是新封建制度下特有的現象，這羣民工離鄉背井去城巿打工，爲了賺一些微薄工資，可是農民工的福利和城巿工人截然不同，他們沒有醫療保險，僱主也不負擔他們因公受傷的責任，不但醫療費沒著落，一旦不能工作立即就停發工資。報上也常看到，有些僱主欠農民工二、三個月工資是常事。有欠薪更久者，農民工逼於無奈，集體抗議時，保安、城管、公安都會出動來鎮壓。農民或農民工有事，被稱爲「群體事件」，和從前具有意識形態或歷史意義的產業工人革命反抗資本家壟斷不是一回事。爲了社會穩定，對付「群體事件」可以用重手鎮壓。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到中共奪得政權之前，傳統文化一向尊重農民，文人慣於歌頌農民的品質。可是中共自蘇聯引進了犧牲農民去進行工業化的思維之後，開始貶低農民地位，把一切壞習慣、壞風俗和落後現象都歸咎於農民。社會流行著用「小農思想」、「農民習慣」、「落後的農業社會」、「封建社會」…等等對農民貶義的口頭禪。這種看不起農民的文化，現在中國大陸一般城巿人都視爲當然，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反。

中共前30年在每次政治運動中，把千千萬萬城市被鬥的人口送去鄉下讓農民養活，把農村的糧食調去維持城市 。今日城市從鄉村獲得幾億農民工的生產力和消費力，得以迅速發展；而鄉村卻因失去生產力和消費力，發展緩慢。城巿所得全部用於城巿本地，改善城巿居民的福利。大城市如北京，居民人口和民工人口是一比一，在這兩半的人口中貧富、福利、公民權益，就有顯著的區別。農民工的小孩不准上城巿的初中，城巿中農民工自辦的不正規學校祇能辦到初中爲止。鄉下有能力的農民，子女考得上的仍可到縣裡讀高中，但實際上不到20%學生能上高中或職校。農民工把小孩留在家鄉稱爲「留守兒童」，全國有「留守兒童」近6000萬，農村的教育機會和質量遠比城市低，兒童和少年輟學率很高，即使不輟學，最多也祇能上學到初中畢業爲止，初中畢業後和其他輟學的同學一樣成爲童工的巨大後備軍。然而仍有少數鳯毛麟角的農村子弟苦讀升學，擁有非重點大學的大專學歷，鄉下沒有工作，自然向城市發展，他們在城巿從事白領工作和技術性工作，但身份仍然是農民工：工資低，沒有任何福利。在北京，他們被稱爲「蟻族」。

1979年後第一波體力農民工，在艱難和不衛生的廠礦工地環境下工作了二三十年，傷、病很多，到四五十歲就無力繼續工作，很早就失去工作能力，在沒有保險和社會政策的保護下，祇好回農村等死，因比農村傷病人口很多。老闆們就設法向農村吸引大批童工。老闆和政府都否認有童工，因爲美國法律不准用童工，不買童工的產品，這是美國購買中國貨物的取捨準則，中共喉舌常把這類美國的取捨說成對中國「干涉內政」，可是礙於現實，祇得在懷恨下尊重美國的「干涉內政」，不得不用「他有政策，我有對策」的種種辦法對外掩飾，例如用頂替姓名、或稱「實習」、「勤工儉學」等名目僱用童工。佔人口70%的中國農民在新封建制度下淪爲二等公民，有識之士有目共睹，欺壓農民是絕對不公平的，但唯有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才能使少數人富起來，也才能使黨、政富起來，向外顯示富強的國力。

實際上非農村人口也被固定在出生地和工作單位，「單位」制在「開放」前很嚴格。人的戶口是掛在「單位」上的，人從生到死都屬於單位，自己不能改動。那時沒有人口普查，「單位」報上就是了。現在不是，但是地區身份仍在。小城市人到大城市祇能是「蟻族」。大城市人也決不肯放棄他們大城市人的身份與相關的種種好處。當然，作了黨政官員後，可以「依法」遷徙身份，脫胎換骨，不再是「老百姓」。把他們的階級成份或和政權有關的成份成爲世襲，每個人附屬在「單位」上。城巿也各自爲封建所有，各地黨政機構各有自己的屬地範圍，在屬地範圍內可自己支配資源，完全恢復了中國自西周開始（公元前11世紀）至秦始皇統一中國（公元前221年）前的上古封建制度，在共產黨主義絕對控制下結合成現代的「新封建制度」。

三、西歐舊資本主義制度結合新反向殖民主義 (Old Western European style Capitalism with Neo-Inverse Colonialism)

經過毛澤東獨斷專行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兩次浩劫後，中國已經一窮二白，陷入社會經濟崩潰，瀕臨無法生存的邊緣。旋於1979年進行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改革」其實就是放棄俄式經濟，改學西方，從頭開始走西歐初期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也就是走從前馬克思看到的那條所謂「人吃人的」舊資本主義道路。可是此時中國一窮二白，沒有資本家來推動資本主義，也沒有推動資本主義的技術和能力，祇有掌握政權和資源的新封建主。於是這些特權者便自己爲中間人，自我「開放」門戶，給外資來利用中國的勞工、土地、資源，他們從中分利而致富，應運也成爲資本家。

中國大陸走上了西歐初期的舊資本主義道路，但不肯承認，自稱是「社會主義的巿埸經濟制度」。其實所謂「社會主義巿場經濟制度」，就是由掌握著一切政治權力、資源、土地和人民的黨政特權壟斷的經濟制度。

西歐初期的舊資本主義的特色是對內剝削由農民轉變成的工人；對外剝削和掠奪海外殖民地。這種做法引起了兩大運動：一是西歐各國內部的社會運動和革命運動；一是全世界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這兩大運動在20世紀曾引起空前的動蕩和戰禍。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30多年來發展的模式，與上述西歐初期的舊資本主義相比，對內同樣剝削農民和民工，祇是不承認民工是工人；對外方面，因爲中共沒有西歐國家向外剝削殖民地的能力，便執行「反向殖民主義」，自行對外開放，黨政特權招引國外資本家來中國共同經營殖民。由此可知中共的「社會主義的巿埸經濟制度」就是「西歐初期的舊資本主義」結合「反向殖民主義」。

這個「市場經濟」的關鍵是：中共特權者全是掌握政權的黨政機關及黨政企業事業、各級幹部和他們的家屬以及他們的「合作者」。中國大陸的經濟體系，除了外資企業之外，絕大部份是各級黨政機構擁有的公營企業、黨政特權人物擁有的私營企業，以及上述兩者給予支持而合作的部份民營企業所壟斷。政府在政策上向他們傾斜，在金融運作上給他們幫助，使真正民營中小企業很難有競爭空間。如此專政與壟斷資本主義結合，造成以官、民爲區分的巨大貧富差距。根據2010年4月中共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社科院《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披露：地㕔級以上官員家庭人均年收入是當地城市居民的8~25倍，是當地農民的25~85倍；131萬名（總人口的0.1%) 中國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佔有全民財富的80%；1996~2003年中高級官員及其家屬帳戶外逃資金22000億人民幣。在這個「中國特色」的制度下，造成國貧、民貧、而黨政政府和官僚富有，很不公平地讓1000個人的八成財富被1個人佔有，而此少數富豪往往以如此得來的財富爲榮，奢侈炫富成風並以此自傲。

中國實施「反向殖民主義」的結果，GDP中40%屬於外國投資者所有；28種主要出口品中，23種控制在外國公司的手上；外資企業佔中國貿易順差額的83%；中國的經濟體小於它的地理國境，反之，美、日等國家的經濟體大於它們的地理國境，伸入中國等其他國家。中國的GDP雖是世界第二但不全是中國人的GDP。

如果中國用勞力賺外國的錢，藉由低工資產生「價廉多賣效應」取得GDP上升的成果，從而普遍提高勞工所得，倒未嘗不是一樁美事。可是我們看中國GDP的結構，工資僅佔總GDP的8%，落後到歸類入最不發達國家的行列。換言之：中國的廉價勞工產生的「價廉多賣效應」，並未對勞工有所助益，勞工付出低收入的代價，而資本主獲得多銷售的利益。反觀先進國家如美、日，由工資產生的GDP都佔本國總GDP的50%以上。中國不是「世界工廠」；是世界低端的「血汗工廠」。中國提供廉價勞工和廉價資源爲中國政黨官僚封建主及中外資本主服務，中國政黨官僚封建主和中外資本主聯合爲利益共同體。他們不再拘泥於政治核心倫理與口號，於是政治核心倫理便轉化爲經濟發展倫理，一切以經濟發展爲前提，所謂「發展是硬道理」，這個「硬道理」經過腐化和通俗化後便成爲「向錢看」的倫理，以「向錢看」倫理來維持政權的合理性，便產生了兩個普遍現象。一是追逐表面的GDP；另一是機關和幹部普遍貪腐。

追逐表面GDP：從中央到地方都公認GDP是經濟發展的總指標，因此處處爭取抬高GDP，以證明政權的能力。爲了爭取提高GDP，各級黨政機關不顧忌傷害人民的健康、教育、家庭、生命，也不顧忌破壞國土、資源、生態、環境。爲了爭取GDP，各地盡力提供優厚條件吸引「外資」，不僅對國外推行反向殖民主義吸引外國資本，還包括內地吸引沿海資金。並運用政治力量調動銀行金融，進行「建設」，就造成如上述很多GDP實際上不是中國的，而是外資擁有。很多「建設」是「政績工程」、「面子工程」或稱「形象工程」，好處都落進貪腐者口袋，傷害都由國家和人民承受。歸納起來有下列六種情況：(一)建設的質量差，等於高估了GDP，蓋各樣房子，使用年限不到美國的一半，如此實際GDP就該縮水一半。再因房價炒作上升又膨脹了GDP。更劣的是「豆腐渣工程」則虛有GDP之值；(二)有許多建設是政績工程，花大錢，好看而用處不大，或祇能短期使用，頻頻換屆的黨政領導人都用政績工程拉高自己的GDP。我們常見政府辦公大樓及招待所造得像五星級飯店，以及專供外賓參觀的監獄，設備環境美輪美奐，可是我們也見到有鄉下的小學生在破屋中上課；(三) 在建設中，自然資源、水土、環境、生態，等等的破壞和損失非常大，環保部公佈，2009年環境退化成本和生態破壞損失成本，約爲當年GDP的3.8%，這情況會因爲城市和沿海污染工業內遷更趨嚴重；(四)領導以政治決策搞經濟，普遍用低技術，低效率，高浪費迅速制造廉價產品，投入很高，產出很少。環保部估計，十一五期間（即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亦即2006年至2010年期間）中國資源產出率處於320~350美元/噸的水平，祇有先進國家的1/10，且有下降的趨勢，越建設越貧困；(五）在建設中，不顧忌地使用民力，傷害了國民（主要是農民或農民工）的家庭、健康、子女教育。他們的家庭長期離散，生活變得艱辛困苦，在傷病中痛苦忍受，死亡率增高，子女沒有適當教育，傷害了民族未來的世代。環境污染導致幾億國民健康受損；（六）在建設中，不顧忌地破壞原有建設和財產，尤其是中國的文化遺產，一再破大規模摧殘破壞，前有文化大革命，後有現在的建設，損失無法估計。

機關和幹部普遍貪腐: 由於「向錢看」的迷思（myth)，即使錢來自特權剝削，有錢便是成就和體面的象徵，已蔚然成風，能夠利用此倫理的是黨政機關、幹部和他們的關係人。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和幹部，利用專政的權力、公營企業、基礎設施，恣意廉價出賣勞工和地上地下資源中飽私囊。內外投資者可以很廉價地取得勞工和資源，趨之若鶩。

發財的關鍵是掌握權勢，有權勢者巧立名目化公爲私，短期間就累積驚人財富，不但不以爲恥，並且非常自傲，在政府宣傳中也極力宣揚。公眾把利用權勢關係搞貪污腐化視爲當然，甚至鼓勵、欣賞、羨慕。過去被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等視爲天理法條的「叢林法則」(The Law of the Jungle) 在中國大陸又重生了，這回更變本加厲，是本國叢林裡的惡狼引進外地的強狼來幫助分享本國叢林裡的弱肉。

中國淪爲世界上最缺乏社會公平與社會道德的國家之一。整個社會盛行拉關係、走後門、貪污、欺騙，官民習於弄虛作假，風氣敗壞，上下互不信任，把使用非法或不道德手段，視爲稀鬆平常。這種現象一直深入到教育界。本文在「穩固共產政權手段之一，對內絶對控制──文武兼施」一節中曾介紹過教育在中共政權中擔任的角色。由於政治制度把教育當作一種統治工具和培養幹部的機制，敎育於是控制在政權者手中，因此學界和其他黨政機構一樣地貪污腐化，弄虛作假。各級學校以賺錢爲目的，誤人子弟，教育質量降低，社會對教育失去信心，成爲根本的信心危機。

在這個貪腐環境下，利益相關者相互勾結鞏固地位，政權得以維持其光環。不僅如此，外國投資者由於在此制度下得到最大的利益，對此投資環境表示非常欣賞，贊揚有加，視爲良好合作伙伴，都很願意給予支持，並不時加以驅策以期獲得更大利益。連印度也認爲讓中國當（低端）生產型大國很好，而印度自己的目標是成爲知識型大國。

資本主義運作必有其週期性的危機，中國大陸自1979年迄今所以還能支撐著避免爆發的原因：其一是它經濟體大，大多數人還未進入新的經濟體系，經濟風暴傳播遲緩；其二是專政權力可以調動巨大力量加以疏導和抑制，也有辦法能掩飾；其三是外資在中國還有利可圖，爲了中國的廉價勞工和資源，保持著在中國的投入。

不過中國的經濟危機已漸趨難以對付，例如2009年的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已導致今日嚴重的後果。此輪放寬貨幣政策，目的是要擴張投資，刺激經濟繁榮。結果猶如醫生下藥不當，引起不可收拾的副作用，推動了民間借貸，巿場上「投資公司」林立，官員與百姓都參與其中，寬鬆的貨幣政策讓有辦法的人士便於用套利手段一轉手之間來賺大錢，一手用低息從銀行貸到錢，轉手以高息貸給民間投資公司。通貨膨脹帶動物價普遍上漲，工資上漲永遠跟不上物價上漲，政府見此情況又用緊縮銀根來壓制，於是民間借貸利率急劇上升，中小企業資金依賴民間借貸，破產倒閉風四起。銀行壞賬大増，如此很可能牽動金融危機。這次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祇救了大型的國企和外企，看似對他們有益，但在整體經濟中，若在危機擴大中亦將不能倖免。預計政府爲迎接十八大，保持「穩定」局面，必將再度寬鬆銀根，不惜再次冒同樣的危險。

從前西歐舊資本主義的發展，在西歐的殖民母國，產生貧富不均的情況；遠在中國等落後國家的殖民地，則普遍被剝削至窮困狀況。現在中國實施的西歐式舊資本主義結合反向殖民主義，這兩種情況都集中在中國發生，因此貧富不均特別嚴重，即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使他們成豪富；大多數人窮到成赤貧。萬分之一的人(10多萬人）是豪富，從而產生以億計的赤貧人口，但整個國家是貧窮的。2011年中國nominal (按國際匯率) GDP 72980億美元，排名世界第2；全國人均nominal GDP 5,414美元，排名世界第88。上層愈富，基層愈貧。

中共爲了顯示富強，便堅決維持其一貫的「城鄉二元體制」，那就是爲什麼農民身份世世代代不能改變，到城巿去打工的農民仍是農民的原因。所謂「城鄉二元體制」，就是把全國30%有城巿身份的人口(4.019億人)，與70%收入極低的農民人口（9.378億人)分開爲「城」和「鄉」兩部份，「城」等於是殖民母國，而「鄉」相當於殖民地。若城鄉GDP 分開計算【簡單估算法見註解】，2011年「城」的GDP爲66134億美元，世界排行仍爲第2；「城」的人均GDP則上升到16454美元，可以排名到世界第43。大陸城巿人口中隨時可見大富豪，但大陸「城」的人均GDP仍落後於台灣世界第39的20101美元，這就顯示著中國大陸的「城」有19世紀西歐殖民母國相同的貧富懸殊情景，也可驗證中國大陸「城鄉二元體制」落實了與19世紀西歐相同的殖民主義。

【註解：分開「城」「鄉」GDP的簡單估算法：把全國30%有城巿身份的人口401,917,456人（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全國總人口1,339,724,852人），與70%收入極低的農民人口937,807,396人的GDP分開：我們已知「鄉」民極窮，每人每天生活費用從1美元到2美元，「鄉」的人均GDP估計爲730美元。「鄉」的GDP 應爲 $730 X 937,807,396 = $684,599,399,080 ；全國GDP(72980億美元）減去「鄉」的GDP，得 「城」的GDP爲$6,613,400,600,920 ；再除以「城」的人口，得「城」的人均GDP 爲 $16,454。】

中國社會、經濟正承受著西歐舊資本主義和殖民地經濟的雙重壓力，危機四伏。政府宣傳部釋出的都是正面信息，一片欣欣向榮，不允許非官方言論及關於基層國民生活和想法的報導。高官富人都進行著將剝奪來的財產及家屬逐漸移到外國，最後他自己一走了之。美國政府統計，中共部級以上官員（包括已退位）的兒輩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份的占74.5%，孫輩則達到91%以上。這表示中共黨政上層對他們爲非作歹得到巨大好處的制度沒有信心，恐怕失勢後被傷命奪財，必須及時把人、財移到講人權，有獨立法治的西方民主國家。諷刺的是，他們要去的地方，都曾是他們從政時跟著毛主席敵視的國家。他們也將和許多祖國逃來的自由鬥士們平等相處。

總覽

中國大陸自1956年開始便將共產黨主義與新封建主義結合在一起，盡量利用奪得的土地和農民，經營封建勢力，去鞏固共產黨工人階級的政權，結果弄得農村大破產，導致國家經濟崩潰。1979年鄧小平創始「改革開放」，經濟制度大轉折，名義上雖仍是社會主義，實際上走的是資本主義路線，而且是最受詬病的西歐初期舊資本主義，這種舊資本主義最不注重勞工福利，資本家可爲所欲爲建立血汗工廠，剝削勞工。而且這種舊資本主義必須與帝國主義殖民政策配套而行，更有甚者，中共用來配套的是「反向殖民」政策，也就是無法像從前帝國主義那樣去別國弱肉強食開拓殖民地，而是自行開放門戶歡迎外國資本家來和本國特權階級合作，共同在本國開拓殖民地，重啓「叢林法則」，弱肉強食，共襄發財盛舉。

中共一方面違反共產黨原則，走上了西歐舊資本主義制度，並配合反向殖民政策，引狼入室與狼共舞，從中得利；另一方面仍須藉共產黨主義專政制度鞏固政權，同時也不放棄封建制度控制廣大農村土地和9.4億農民人口。把已經被歷史淘汰的三種制度，重新結合，相輔相成各取其惡，構成了它今日的「一國三制」。

但是這三種制度的內在缺點還是存在的，它們的負面作用嚴重程度逐漸在增加。9.4億農民的身心痛苦、民工工作安全無保障、傷病無助、未老先衰而早亡、教育健康的損失；土地山河資源的破壞，從空氣到土壤到河湖到沿海環境的大面積污染；社會經濟矛盾的激化深化，都會越來越厲害，不可能長期掩飾或鎮壓下去。如果不從改變基本制度著手，勢必不可能解決問題。

中國大陸三個制度的雜交結合，造成政治、經濟、社會的嚴重畸形發展，蘊涵著巨大的不穩定性。2011年胡潤百富榜數據顯示：中國70名最富有全國人大代表財富淨值900億美元，超過美國國會全部535名議員，和美國總統及其內閣成員，和9名最高法院大法官這些人財富的總和。中國社會學家早在幾年前就經研究發現，中國億萬富翁九成都是幹部子弟。中國百姓稱這些人爲「太子黨」，約有2900人，積累了總共2兆(2萬億）元人民幣。

中共黨內批評家一再提醒不應繼續如此，因爲會引起民眾騷亂。中國大陸把如此深重的危機化簡爲「貧富不均」問題。人人看得見這個問題卻無法解決。其實「貧富不均」是結果，是表面現象。根本問題在制度：一國三制。

問題是共產黨造成的，解鈴還須系領人。可是這個鈴拖得越久越難解，要解決問題救中國，必須先像蘇俄一樣解散共產黨，這要他們自發自覺去實施，阻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既得利益者，這方面的特權者財富越來越多，要改革必會斷了他們的財路，和國外資本家如用血汗工廠者的財路，必大力擁護現行的一國三制；另一是血債派，凡用獨裁暴力害死過人的，最怕沒有了他們會操弄的共產黨，他們失去萬能的黨，就死路一條，這種人也不敢逃到西方民主國家，例如曾經活摘異議人士器官的人，人家已收集好資料，他一到外國就要被起訴。因此之故，當前中共專以維持政權爲唯一要務，抑制思想，防範本國國民，已經病入膏肓還在諱疾忌醫。我擔心他們一旦不能再壓制，爆發起來傷害就大了。

大陸對台灣強調要統一，我認爲台灣對大陸也要強調統一，台灣很可以理直氣壯要大陸放棄共產邪黨才可以談統一，但台灣不這樣做，反而隨中共的「一國三制」起舞，在他們「改革開放」後加入他們特權階級的行列，因應他們的「反向殖民」政策，開辦血汗工廠，助紂爲虐。

如果中共將來真能廢共產黨而與中華民國統一，我願見到統一後的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不是蘇聯式的紅旗。國歌的曲可用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但詞中的「血呀肉呀」最好改掉，例如「用我們的血肉」可改爲「用我們的愛心」；還有「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砲火，前進！」可改爲「我們億萬一心建立起民主的精神，前進！」等等。

寫到此時，中國大陸有位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先生冒險逃出他被軟禁的住所，他的安全，經過一波三折，每日有起伏變化，願以此祝福寫在本文之後：希望陳光誠先生和他的家人以及幫助他逃離的俠義女士先生都能平安來到美國。

血汗工廠

Sweatshop一詞一向被譯爲「血汗工廠」，此英文名詞始見用於1892年，此時西歐正猖獗著與現在中國相似的初期舊資本主義制度，法律允許盛行血汗工廠。經查Merriam-Webster 大字典，sweatshop的意義是: a shop or factory in which employees work for long hours at low wages and under unhealthy conditions. First use: 1892, 即「僱工在不良工作環境下長時間低工資工作的工廠」。這個有歷史負面意義的名詞今有台商老闆將之拗成正面意義，謂「血汗工廠有什麼不好？我們流血流汗，只要我們符合法令，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他符合法令，才被允許存在，但是不能說明這個法令因爲他能符合，所以就没有什麼不好。再說他的電子裝配工廠中有「流血流汗」的情形，是不是工作環境出了問題？怎麼還以此自豪？

一位前任的管理階層敘述 Apple 如何在商品上架僅數週前，依靠一家中國工廠來修改 iPhone 的設計。Apple 曾經在最後一分鐘修改了 iPhone 的螢幕，迫使整個組裝線大幅地修改。而新的螢幕組件，在接近午夜時才開始抵達工廠。

一位工頭立刻叫起了在宿舍中的 8,000 名工人。每個工人被發給一塊小餅乾以及一杯茶後，接著被帶到工作崗位。在半小時之內，開始了每 12 小時輪班工作，以每天 10,000 台 iPhone 的產能，將玻璃螢幕裝到斜面框架上。

該前任管理階層敘述：「這種速度以及靈活性非常地驚人，沒有任何美國工廠可以與其相比。」

孫亨利說：「美國講人性的法律不允許這樣，也不應該贊成美國公司在海外如此做。國家的精神擺第一，利益再大都在其次。」

不過類似的故事，已經出現在幾乎任何的電子公司，並成為數以百計各行各業的外包業務的常態，包含會計、法律服務、銀行、汽車製造以及製藥等。

飛來吃美牛

曾幾何時我對美國的食品及醫藥管理局（FD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很有信心，美國又有舉世無匹、超級獨立、視野寬廣、的主流媒體在監督，使我對美國食物的安全毫無疑慮。可是從最近台灣輿論揭露美國牛肉的毒害，凸顯了台灣民眾對食品安全的認識與要求超過了美國民眾，使生活在美國吃了這麼多美牛的我有些危在旦夕的感覺。

轉念一想，這並不使我擔心：一是我身體並無中毒現象，環視週遭也無人因愛吃牛肉而得病；二是見台灣來美的親朋好友，除了宗教信仰或天生不吃牛肉的人以外，無人拒吃美國牛肉。在洛杉磯附近的「小台北」，除了蔬菜館以外，每家館子爲了吸引台灣顧客都以牛肉作爲招牌菜色。各地的美國餐館若菜單上無道地的牛排，就不成爲道地的餐館，從台灣遠道飛來愛吃牛排的朋友必去光顧吃一客「飛來美牛」（Filet Mignon）。

我再深入一想，使我從擔心自己中毒轉變爲樂觀美牛被禁。我希望台灣禁止美牛進口，如此則美國減少了牛肉出口，美國當地的牛肉市場就増加了供應量，我們就可以吃到較廉價的牛肉，尤其是做牛肉麵的牛腱肉，在美國本來不值錢的，華人需求量多了價位跟著上升，若台灣來大量採購，價格會更加上升，現在台灣不來買牛腱，對我們在美國的華人是有利的。好處還不止這一點：台灣禁止美牛進口後，還可増加旅遊業的生意，因爲台灣雖然禁止美牛進口，但人們仍然要吃美牛，台美兩地的華商旅行社可發起組團來美吃美牛，同時也可帶動美國的餐飲業。我希望太平洋兩岸的華商把握好這一商機。

現代食物中很少不含添加物的，問題是合法不合法。什麼叫合法？有立法主權的政體都可自行立法，但不可能在無明確法規下，認定凡有添加物的食物都屬違法，或依媒體人狹隘的觀念作爲可否的準則，例如不久前媒體爆料巿上驚見「彩色饅頭」，大家就一致認爲「彩色饅頭」不合法。其實食物中添加合法可食性色素是很普遍的，生日蛋糕可用色素，爲何饅頭不可。

此次瘦肉精事件如果真正目的是爲了保護國內畜牧業，主事者大可直接用保護國內畜牧業爲理由反對美牛進口，同時在宣傳中也可以說國產牛肉保證沒有瘦肉精的遺留物，讓國人有個公正的選擇，宣傳成功的話，國人會選擇禁止美牛進口，情願吃髙價格的國產牛肉來扶持國內畜牧業。可是主事者對國人太沒有信心，採用了借題發揮的戰略，擴大瘦肉精爲害的宣傳，目的要使人人自危，以增加反對的力量。此法開始時衝力很大，但如果運動搞得太過火，日子又拖得太久，由於世界資訉發達，真理會愈辯愈明，當人們知道所謂瘦肉精沒有如此可怕時，瘦肉精危言聳聽的戱碼就再也不能起作用了，如火如荼的運動將可能落爲弄巧成拙的收場，我的希望──台灣禁止美牛進口，亦將成泡影，千祈主事者要小心慎重。

萬噸貨輪處女航出國沉沒記

1949年後毛澤東說中國人民被「解放」了，實際上倒不如說被「束縛」了。從古到今不受束縛的人們都會向海洋闖出去，可是中國「解放」後一直到1963年4月前從未有過一艘商船試圖航出國境，海軍也不進則退。港口設備及航道訉號標誌等硬體設施，都日見荒廢；航海人員的考核選拔首重家庭成分，思想教育重於技術訓練，航運管理官僚化，航海人員普遍經驗缺乏技術落後。

1960年代初，中共「大躍進」運動以失敗告終時，大連造船廠在大躍進年代爲了「超英趕美」盡全力造的一艘萬噸級貨船，取名「躍進」輪，才剛下水而未完工。根據中共公開的資料，該輪載重量15,930噸，最深吃水9.72米，全長169.9米，寬21.8米，營運航速18節，配備有「陀螺羅徑」(Gyrocompass）、航跡自繪儀、無線電測向儀、水壓計程儀 (可能是Pitot-static Log, 或 Pitometer Log, 或 Bendix Underwater Log) 和航海雷達等。

毛澤東對工、農、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很缺乏，但又特別剛愎自用，爲了大躍進與蘇聯鬧翻，結果蘇聯技術人員全部撤離，因此躍進輪的完工格外困難，光是試航就試了一年七個月，又在國內沿海試驗營運4個月。旋即決定根據廖承志和日方協定的關於於中日民間貿易的備忘録，部署躍進輪首航日本。上級領導特別重視這破天荒的第一歩，1963年4月躍進輪毅然開創了解放後商船出國的第一歩，計劃載貨首航日本。可是很不幸的，這第一步祇跨了半步，船就在東海中觸礁沉沒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躍進輪這艘特別的商船營運者不是一般輪船公司，而是國家的「交通部」。交通部受命後即下令「海運局」和「遠洋局」做好準備工作。繼而決定載運的貨物及裝卸貨港口；海運局又在海軍支援下制訂了航線，並將航線方䅁呈報交通部，同時傳達給該船的船長及「政委」，這一切都在機密等級下由交通部兩局及海軍高層決定，甚至連即將負責執行任務的船長都不被包括在商討航線的機制裡，僅將決定好的方案傳達給船長。

他們機密的航線方案內容是先在上海裝三千多噸貨物，再北上到山東半島的青島裝一萬多噸貨物，然後在幾乎滿載的情況下由青島迂迴駛往日本的門司和名古屋兩個卸貨港。從青島到門司採用了他們獨特的多段迂迴法，不直接航向門司，第一段迂迴是從青島再南下回到上海以東的長江入海口，以北緯32度；東經124度爲轉向點，折向東，沿北緯32度駛往日本九州島。

第二段迂迴是當接近日本九州島時，若按常理，應該朝北到「對馬海峽」（Tsumima Kaikyo)，向東入「關門海峽」(Kanmon Kaikyo)，門司就在關門海峽內。而他們的航線方案卻是：當接近日本九州島時，要朝南到九州島南端的「大隅海峽」(Osumi Kaikyo)，這也就是說要繞道九州島南岸及東岸，北上進入「豐後水道」(Bungo Suido) 繼續向北，至九州島北端，折向西，經過「周防灘」(Suo Nodo) ，至關門海峽東端 ，向西入關門海峽到門司。如此等於要多繞九州島大半圈。

從這種奇怪的迂迴航線裡，我們可知設計航線者専注避開「階級敵人」而把海中的暗礁視若無睹。

結果船在第一段迂迴中便壽終正寢了，中共起初表示船是受到攻擊而沉沒，所以公開了到門司之前的航程及航線方案，以期國際公斷。關於從門司到名古屋的航線方案，已不再有實際作用，所以並未被公開。

現在讓我們來看這次意外是如何發生的：

1963年4月24日躍進輪在上海裝載砩石和雜貨3,414噸，駛往青島加載玉米和雜貨10,047噸，共計載貨13,461噸。配置船員59人，完成向日本門司和名古屋的開航準備。於4月30日15時58分離靑島港，離港時船首水尺9.55米，船尾水尺9.65米。

按照航線方案由青島向148度方向航行，至長江口外的北緯32度東經124度轉向點。這段航程大約有300浬（海里），船駛出青島港後平均速度16.53節，用DR (Dead Reckoning) 法航海，此法是出發時的準確位置開始在海圖上作出定位點標誌 (Fix) ，然後朝向目的位置行駛，僅用速度和方向兩因素，每小時 或在速度或方向改變時，推測船位，在海圖上作出推測船位標示 (DR Position)， 暫不考慮風向和水流對航向的影響。但在遇到海上或陸上標誌或信號時，須藉機測定準確船位，並在海圖上定出新的定位點標誌，做出新的Fix，繼續向目的位置行駛。從青島到長江口這一路上有很多可測定船位的標誌或信號。當時的商船無GPS或NAVSAT，該船也未裝設Loran, Omega 或Decca 這類系統；她所裝備的航海雷達、無缐電測向儀、陀螺羅徑、水壓計程儀和航跡自繪儀等已對DR航海有足夠幫助了。

5月1日10時7分抵達長江口外的轉向點，折向東行駛，當時天氣良好，海面風平浪靜。13時45分船身突然發生劇烈震動，左舷發出數聲巨大的撞擊聲，船體迅速進水左傾。該輪未立即發出SOS求救訊號，先用「我輪被擊受損嚴重」的密電發囘本國交通部。十餘分鐘後未獲上級囘電指示，13時58分船首已沒入水面，海水湧上主甲板，旋發出明碼Morse Code SOS 國際通用的求救訊號，報出船位在北緯31度52分；東經125度01分，同時決定棄船。14時20分全體船員59人分剩4艘救生艇離船；17時10分該船全部沉沒；5月2日0時20分59名遇難船員全部被日本漁船「對與丸」和「壹歧丸」救起；就在5月2日凌晨，日本某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裡向全世界披露：中國產第一艘萬噸級遠洋貨輪「躍進」輪在赴日本途中因腹部中三發魚雷而沉沒……。；5月2日晨6時正，獲救船員轉登日本海上保安㕔巡視船；當睌19時30分59名船員轉登前往營救的解放軍護衛艦接回上海。

究竟受到誰的攻繫？中共心目中的「階级敵人」紛紛發表聲明與此事無關：美國政府、台灣當局、南韓、蘇聯都先後表示他們與躣進輪沉沒無關。美國政府透過美國之音廣播發表聲明稱，美國潛艇5月1日沒有到過「蘇岩礁」海域，沒對中國貨船發動過攻擊。美國用「蘇岩礁」來表示中國貨輪出事的所在海域後才引起各方媒體對「蘇岩礁」的注意。當媒體問及是否有可能撞到蘇岩礁時，囘來的躍進輪船員答以：「遇難時天氣良好，沒有浪，按照航速和航線推算，曜進輪離航線附近的蘇岩礁還很遠，而且出事時有較大的震動和炸裂聲，很可能是遭受到水下攻擊。」到此時爲止，躍進輪出事原因都被說成是受到水下攻擊，包括躍進輪出事後發出的密電、第一個發佈這件船難新聞的日本廣播新聞節目、船員回國後的說法，都如此，而這些說法包括首先發佈此新聞的日本廣播都源自躍進輪的船員。

蘇岩礁在海圖上標示的名稱爲Socotra Rock，當年礁上未設任何標誌，低潮時礁石最高點在水面下4.6米，礁石中心位置在北緯32度7分；東經125度10.5分，西距中國長江口海岸約175 浬，礁石範圍半經約2浬，距礁石中心2浬以外海水深度達47至58米。這就是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制訂航線者視若無睹的「暗礁」。躍進輪所具備的航海儀器還不足能憑藉摸清暗礁，全速在暗礁附近擦身而過的精確程度。從船員所說的「按照航速和航線推算，曜進輪離航線附近的蘇岩礁還很遠。」可知他們很自信用DR航海法推算出來的航線和船位，也不管有没有做Fix，出事前最近一次Fix是何時何處所做，都未說明。船員所謂「還很遠」是指船上發出SOS求救訊號時報出的船位(北緯31度52分；東經125度01分)和蘇岩礁還很遠。我在海圖上量了一下，那個「船位」是在蘇岩礁的213度方向(南偏西33度)，距離蘇岩礁中心約18浬。

還有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棄船時全部4艘救生艇都放下了，全員59人在風平浪靜下都登上了救生艇，有充裕的逃生時間 (13時45分發生撞擊聲；13時58分發出SOS，決定棄船；14時20分全體船員分乘4艘救生艇離船；17時10分躍進輪全部沉沒)，竟未將最重要的航海日誌及正在使用中的海圖帶出。

5月12日中共總理周恩來聽取了情況滙報後指出：「一定要貫徹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不僅要注重和階級敵人作鬥爭，而且要注意和自然界的敵人作鬥爭，要實事求是，要有科學態度。」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很快地組成了「調査躍進輪沉沒原因海上作業編隊」，動員了海軍各種艦艇10艘，海運局貨船1艘，救撈局救撈船2艘，人員包括海軍指戰員、潛水員、船員、幹部等共1,097人。

5月18日艦船编隊自上海出發駛向躍進輪失事海域。5月20日7時30分找到蘇岩礁。繼續在蘇岩礁和躍進輪最後報出船位處四週海底尋找，5月22日下午終於在蘇岩礁下找到躍進輪沉船，位置在北緯32度06分；東經125度11分7秒，也就是在蘇岩礁148度方位（南偏東32度），距蘇岩礁中心1.2浬處，當即將情況電報國內。

5月24日至6月1日經過72人次42小時潛水勘察，對船體撞礁情形和受損程度作了記錄，將撞碎並帶有躍進輪船底紅丹油漆的礁石收集了幾塊，還在沉船海圖室取出躍進輪棄船時忘帶的航海日誌三本，合計打撈出證物41件。6月1日完成了任務，艦船隊及時將上述勘察結果依次電告有關部門，新華社授權發表聲明：「經過周密的調查，已經證實躍進輪是因觸礁而沉沒的。」

艦船隊帶囘勘察結果回國後，爲接受躍進輪沉船事故的教訓，交通部和海軍司令部召開了一連串的「分析會」和「總結會」，在檢討過錯之餘，事故總結制訂了一系列運輸生產安全措施，歸納爲「十不開航」、「五不拖帶」、「十二項注意」等有中國特色的口訣，這些口訣長年以來都是中國航海者的安全信條和標準答案，據說至今一直爲各航運企業所重視和執行。

意大利遊輪荒唐致命事故

2012年1月13日星期五這個不祥日子裡，一艘載有旅客3,229人和船員1,023人(包括客服、餐飲、演藝等人員)的豪華遊輪歌詩達協和號（MS Costa Concordia) 正在地中海環遊航行中，預定全程七天停靠七個港口，下午5時(意大利時間)從第一個港口奇維塔偉基亞(Civitavecchia)啓航後，下一個停靠港口是意大利北方熱那亞海灣(Golfo di Genova)裡面的薩沃納(Savona)，途中要經過吉廖島（Isola del Giglio) 與阿經塔里屋山半島（Monte Argentario) 之間的一個海峽。

吉廖島是意大利的觀光聖地，在海峽西岸，面積23.8平方公里，島上有公元二世紀留下的古羅馬遺跡，居民僅有1,500人，遊客不少，遊輪上的人數遠超過島上的總人數。島的東岸沿海峽有一小海港，港內經常泊著不少遊艇和漁船，但不能容納大輪船。港口的位置是北緯42度21.65分；東經10度55.25分，島的繁華地區就在港邊，港口的北方1/4浬(海里)處和東南方1/4浬處各有伸出海岸露出水面，地圖上有名稱的礁石，在北方的叫Punta Gabbianara (最伸出礁石位置北緯42度21.9分； 東經10度55.25分)，在東南方的叫Isole le Scole (最伸出礁石位置北緯42度21.33分； 東經10度55.8分) 。港口和兩處礁石以東爲海峽，以西爲島上的陸地。

歌詩達公司已將全部航程設定在協和號自動駕駛系統( Autopilot )的電腦中，所以該船從奇維塔偉基亞啓航後，便沿意大利靴子形大陸的西岸航向295度（以正北爲0度或360度；正東爲90度；正南爲180度；正西爲270度來表示方向，以下均同。）向著這個8浬多寬的海峽行進，航速 (對地面的速度 Speed over ground, SOG) 15 至16 節 (knots)。

因爲受風力和水流的影響，船在海洋中航行會向側方飄流，船首對準的方向(Heading, HDG)並不就是船的航向 (對地面的航行方向Course over ground, COG)，所以歷來航海這門技術就不是在海圖上劃一條線，定出航向，船頭朝著這個方向航行就可到達目的地這麼簡單。航海者須時常計算自己正確的位置，若發現有偏離航道，須捉摸著轉舵回歸原定航道。後來有了衛星定位，航海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本船正確位置，據以調整航向，這樣就省了很多觀察和計算的麻煩。再後來又有自動駕駛系統能與船的舵機聯動，航海者不必時常捉摸如何調整航向，努力將船保持在設計航道上；自動駕駛系統隨時都在微調操舵。歌詩達協和號從奇維塔偉基亞出發後向著吉廖島海峽航行，有自動駕駛系統在工作，一路上HDG和COG都是295度，使人感覺不到自動駕駛系統在工作。

歌詩達協和號的意大利籍船長司蓋鐵諾 (Capt. Francesco Schettino) 在下午與吉廖島上的好友們都通過了電話，說今晚10時左右將會駕著歌詩達協和號從吉廖港口外經過並拉囘聲 (Whistle）向各位致敬。可是自動駕駛系統設定的航線是從吉廖港東邊3.5浬(約6.5公里)處經過，離吉廖港太遠。若要靠近吉廖港，船長必須關閉自動駕駛，改用人工操作。去年8月14日這艘豪華遊輪也在司蓋鐵諾船長指揮下，近距離通過吉廖港外，那次是在白天，島上有節慶活動，並且經過歌詩達公司批准，這一行動很受島上居民及遊客的歡迎。這次是晚上通過，船上的燈光聲色必將更美觀，島上的人都在期待著，船長自恃對這一帶海域很熟悉，不必依賴自動駕駛，也不顧在時間上的雙重不利因素：第一個不利因素是正值三副當班時間。8到12時（20到24時）是三副班，三副是船上駕駛員中最資淺者，偏偏在他當班時不用自動駕駛，而且還要做：﹝一﹞先衝向岸行駛、﹝二﹞到離岸適當距離和適當位置時向右轉、﹝三﹞使船貼近港口駛過，這一連串高難度操船動作。雖說在緊要關頭船長會親自出馬，但此舉除了對三副的一大考驗外，如果加了下述第二個不利因素後，就成爲一大冒險；第二個不利因素是晚餐時間。豪華遊輪的船長在晩餐時周旋於旅客之間是其重要任務之一，因此對駕駛台上執行的高難度操船過程就無法專心完全掌控，等到船長親自出馬時恐爲時已晚。

根據當晚該船的航行記䤸：21時09分13秒船位在北緯42度19.21分；東經11度7.74分，距離吉廖港口約9浬處，關閉自動駕駛，改用人工操作，船首轉向278度(西偏北8度)，對準吉廖港口南邊行駛，船首方向和航向都是278度，航速15.4 節。從上面的記錄，我們可判斷：船長在海圖上劃好改道航線後，關閉自動駕駛，下轉舵口令，將船首方向轉至278度(從原來的295度)，船長將新的航線對三副講明後，觀察船的航向已隨著船首方向穩定在278度後，便離開駕駛台，航行中當班的三副若遇不平常情況，如遇航向發生偏差、或遇他船交會時等，可隨時用電話報告船長。

人工駕駛21分鐘後，到21 時30分6秒，船首方向和航向都是278度，航速15.5 節，這表示在人工駕駛最初21分鐘內船一直朝著船首方向行駛，不曾橫飄。此時船位在北緯42度20分；東經11度0.24分，吉廖港口約在船的297度方位，距離3.8浬；吉廖港口東南方的礁石Isoe le Scole約在船的294度方位，距離3.3浬。換言之：礁石在港口偏南的方向，船又在礁石偏南的方向，繼續不減速接近吉廖島，衝向礁石之南，情勢越來越使礁石處於船與港口之間的不利位置。

此時船長可能仍在全船五個餐館中輪番應酬中，駕駛台上的三副與司舵的AB水手祇知守住船長定好的HDG，無船長下令不可擅自變更航向及航速，沒有立即的緊急情況，也不敢去打擾船長。

21時32分12秒，船略有向左（南）偏航的現象，船首雖保持在278度方向，航向卻偏南至276.5度。可能此時三副打電話報告了船長，船長回到駕駛台，於21時34分48秒將船首改向280度，促使航向回到278度，此時船位在北緯42度20.2分；東經10度58.5分，港口在304度方向，距離2.7浬；Isole le Scole 礁石在300度方向，距離2.2浬，航速 15.5節。

21時35分開始右轉，右轉過程中，21時41分06秒船位在北緯42度20.6分；東經10度56.7分，港口在317度方向，距離1.5浬，Isole le Scole 礁石在320度方向，距離1浬。船首方向302度，航向298.2度，航速15.3 節，由此可見船向右轉時，船頭雖向302度方向，但實際是向298.2度方向行進，因右轉彎時的離心力使船向左偏了3.8度，如此便更使船處於危險地位，此時若減速可減少離心力同時也減少左偏，但船仍未減速。船長如果知道孫氏定理(Sun's Theory)：「避開固定不移動的障礙物時要用減速配合轉向，使在短時間內產生大角度、小迴轉半徑的轉向效果，不能用快速閃避的方法，用快速無助於逃避，祇能造成更嚴重的損傷。」就不會闖此大禍了。上述「減速」的方法包括採用停車和倒車的手段。

21時43分30秒，船位在北緯42度21.05分；東經10度56.05分，港口在320度方向，距離0.8浬，Isole le Scole礁石在325度方向，距離0.3浬。船首方相326度，航向321.6度，航速15.9節。從這些數據中可知船靠近礁石0.3浬（555.6米）時，船首向著礁石偏北（右）1度，但船卻向著礁石偏西（左）3.4度行進。可見此時船的左舷即將擦撞礁石。很不可思議的，在這種情況下，船長不但不減速還要加速，企圖在擦撞前作最後努力快速離開危險現場。一分半鐘以後，歌詩達協和號的左舷後方水線以下猛烈擦撞了Isole le Scole礁石，這��啻對上述孫氏定理做了一次高成本的實驗。21時45分0秒擦撞那一霎間幾乎同時發生的情況，分別在擦撞的始、中、後記錄如下：

開始擦撞霎間，船首方向2度（北偏東2度），航向347.3度（北偏西12.7度），航速14.7節；

擦撞最劇霎間，船首方向10度（北偏東10度），航向359.3度（北偏西0.7度），航速13.9節；

擦撞最後霎間，船首方向8度（北偏東8度），航向1.6度（北偏東1.6度），航速13.3節。

擦撞結束後，船左舷後段水缐下8米深處拉壓出一道48.8米長的裂口，大量海水灌入船的機艙。船脫離礁石後繼續慢慢向北行進，經過吉廖港，於22時10分在吉廖港以北約1浬處作180度向右回轉，此時船已向右傾斜20度左右，22時54分37秒船已擱上吉廖港以北的Punta Gabbianara礁石，船首向171度方向（南偏東9度），船體右傾70度，約一半在水下，由於船的左側在水面以上，左舷後段48.8米長的裂口完全曝露在外，還可見到一塊直徑約8米的巨石嵌在裂口裡。

歌詩達協和號出事的新聞見於各媒體後，我所見到的華文媒體和網站有一半以上都誤稱該「遊輪」爲「郵輪」，這是我從小到老常見人們泛對豪華客船的錯誤稱謂，人們用英文表達時都不會把Cruise ship 稱Mail Ship, 從前我在華文報紙上曾爲這件正名的事發表過文章，並且已略見成效，至少在美洲的旅遊業已很少在華文廣告及文宣品上犯此錯誤了，可是在其他地區的華文資訊中錯誤率還是很高。

「郵輪」一詞來自與英國皇家政府簽約運送郵件保證準時到達各港口的船隻，這種履行合約負責運郵重任的船在船名前可冠以 RMS (Royal Mail Ship)，若抵達港口比原定時間遲到，罸款以每分鐘計。凡冠以 RMS 的船都有其榮耀身份，傲視群輪。RMS 的主要條件是快速準時，結構堅固安全，重點並不在豪華巨大，但這種船多半是大公司，能有效控制航程的豪華定期班客輪(Packet) 。過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美兩國對徵用運兵的船隻，在結構、速度和安全上要求條件很高，那時的郵輪都曾被徵用過。

今日的遊輪特徵是造得像賭城五星級大飯店的的大廈，由於一艘船的總噸位計算得自全船上下外形(包括房艙、煙囪、掛在船外的錨、以及水下的一切)的總體積乘以一系數，因爲船上造了大廈所以現代遊輪的總噸位特別大，動輒十幾萬GT。【總噸的單位是GT (Gross Ton) 和重量無關，所以此噸既非長噸也非短噸，既非公頓也非英噸；不像排水量噸位雖然也得自水線以下船的體積，不過此體積已化爲海水的重量，所以排水量有公頓、英噸等不同單位表示法。】遊輪的船名前並不冠以RMS，而與其他內燃機的商船一樣冠以MS (Motor Ship) 或MV (Motor Vessel)。這種豪華大遊輪，船體結構並不設計爲可耐大風浪的標準，都不符合郵輪的條件，也不符合徵用運兵的條件 。當今運兵都有專用飛機或海軍陸戰隊的登陸艦；大量戰略物資也由專門符合運送條件的商船承運；國際郵件已不用船運。所以實際上已沒有郵輪，但英國今日仍象徵性地保有四艘具備RMS資格的郵輪，瑪麗皇后二號 (RMS Queen Mary 2) 就是其中之一。

1月31日星期二，意大利處理緊急事故當局宣布停止在水下搜尋失蹤者。至該日爲止，已找到死者17人，還有失蹤者16人尚無下落。目前緊急事故處理重㸃在抽出船內2,200公頓的燃油及185公頓的輕柴油和機油，可能尚須數周時間，希望一切順利，不然將會爲海洋生物及鳥類帶來重大災難。

【本文完成於2012年2月3日】

佛郞機

最近因爲寫有關鄭和寶船的文章，查了些資料，發現《明史》和《天工開物》��都提到一個似由洋文音譯而來叫做「佛郞機」的名詞，看文句含義可知這是一種槍砲火器，但這種特殊的槍砲與當時一般非佛郎機的槍砲有何區別，這兩部曠世名著對此都未加說明，也未註明原外文名稱。

《明史：兵誌》中有這麽一段記載：「廣東船，鐵栗木爲之，視福船尤巨而堅。其利用者二，可發佛郎機，可擲火球。」

《天工開物》談「火器」一節中有：「大將軍、二將軍即紅夷之次，在中國爲巨物。佛郞機水戰舟頭用。三眼銃百子連珠砲。」我查的版本是中國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的，書中有今人註釋寫道「佛郎機：明代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爲佛郎機，從而將其船上的火砲稱爲佛郞機砲，或簡稱佛郞機。」

我認爲：上述《天工開物》的註釋並未說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爲何被明代中國人稱爲「佛郎機」的起因和理由。「佛郞機」是什麼砲，恐怕連《天工開物》的著者宋應星也是「不求甚解」。中國士大夫如宋應星者能接觸如此廣大的工農兵實況，的確非常難能可貴，若再深入就將真的成爲百科全書了，將非他一人可以完成。

據我研究猜測，「佛郞機」者即英文之 “Flintlock Mechanism" 也。那是古時從砲口裝彈藥的火砲上裝有一種改進的點火裝置，發砲時祇須拉一下繩子，在拉繩的同一時間由打擊火石點燃砲膛內的炸藥包，砲彈就發射出去了。在此之前都是用點火棒的火種點火發砲，點火之後要等一會兒，引信管中的火藥才能燃燒到砲膛內的炸藥包。在這種情況下，若從搖擺不定的船舷上發砲就會非常不準，根本無法準確把握發射角度，因而不能有效控制射程。有了「佛郎機」就容易多了，祇須等砲口隨船搖擺到最佳角度時，拉動發火繩，砲弾就立刻向計算好的角度發射出去，既可提升命中率又可加快發射速度。

這是我猜測中國古人留下的一個謎，不知是否合理?

上文貼出後，所得收穫如下：

舍弟來e-mail ：
有此一说
http://baike.baidu.com/view/119115.htm

好友Jerry來e-mail：
Base on the context of the two Chinese classics, I doubt it that it is referred to a mechanism. Do you know if that mechanism had been in existance at that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