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看「今日新聞」網提供的新聞照片,他們的「國旗」與日本旗有同樣的紅膏藥,這表示「台灣國」是日本的附庸,也是台獨分子夢寐以求的事。
Wednesday, February 25, 2009
紅膏藥旗在台灣蠢蠢欲動
請看「今日新聞」網提供的新聞照片,他們的「國旗」與日本旗有同樣的紅膏藥,這表示「台灣國」是日本的附庸,也是台獨分子夢寐以求的事。
Tuesday, February 24, 2009
大西洋英法核潛相撞事件
據稱相撞時雙方速度極慢,因此無人員傷亡,亦無放射污染發生。但最多可攜帶16枚三叉型 (Trident) 導彈的英國核子潛艦卻有很明顯的凹痕和刮傷,必須用拖船拖回蘇格蘭西海岸的Faslane基地;具有同等載彈能力的法國核子潛艦雖能自力航回法國西北角的Brest基地,但她的Thales DMUX 80 sonar ( 聲納 ) 圓頂已有嚴重損傷,如此一小碰撞所造成的損失,英、法兩艦修理費估計共需五千萬英鎊。
很顯然的是法艦前頭撞到英艦艦身,法國核子潛艦在出事當時還不知道撞到的是英國核子潛艦,法國當局於2月6日簡報稱:「法國核子潛艦Le Triomphant曾經撞到一個沉在海中的物體,可能是一隻shipping container (貨櫃,或集裝箱 ) 造成損害。 」直到數日後經英國告知,法國才明真相。
這次使專家們都很吃驚的事件,提供了世界反核和裁軍擁護人士的抗爭著力點,也引起了英、法立法單位的重視。為防止今後可能發生更嚴重的災難,希望這次事件會給核潛國家帶來寶貴的教訓,我們可預見本年四月法國重回北約軍事指揮架構( NATO’s military command structure ) 【註一】後,北約核潛國家之間必須規劃出一套萬全的安全防範方案。
1959年6月戴高樂下令所有外國核武基地撤離法國,迫使美國撤走自1950年起就駐在法國的二百架戰機和交還法國10個主要空軍基地。
1962年在古巴飛彈危機時,戴高樂雖仍表示與北約各成員國團結一致,但卻繼續實現他的獨立防禦,將法國在大西洋和英倫海峽的海軍艦隻全部抽離北約指揮。
至1966年,所有法國軍事力量都已脫離於北約指揮體系;所有他國的北約部隊均被請出了法國。
雖然法國退出北約軍事指揮架構,但法國仍一直保持身為北約的一員,在冷戰期間,派出獨立於北約軍事委員會的法國駐軍在德國承擔保衛歐洲的責任。
法國預定本(2009) 年4月重新加入北約的軍事架構。
核子導彈潛艦(SSBN) 【註二】與攻擊性潛艦(attack submarines) 及巡航飛彈潛艦(cruise missile submarines) 都有很大的不同,不但在外形大小構造上有不同,在執行任務上也和其他種潛艦不同。SSBN可以長時間在水下埋伏,她的特點是隱藏能力強,可攜帶戰略武器到海底有利位置伺機而發,所以各國的SSBN都特別注重行動的機密和隱藏。
SSBN的作業要令是鑽入一大塊海洋裡〔筆者按:這裡所說的是「一大塊海洋」不僅是「一大片海洋」〕,躲藏起來,航行速度放到極慢,儘量減少聲響,不讓人發覺她的存在。她的主要任務是嚇阻 ( deterrent mission ) ,她本國若受到敵人致命攻擊時,藏在暗處的潛艦就可發揮摧毀敵國的功能,因為她有這個能力,所以能嚇阻敵人來犯。
目前英、法各擁有第二代的SSBN四艘,每艘的排水噸位都在一萬四千噸以上,都可攜帶16枚可在海面下50米處發射的核子導彈 ( ballistic nuclear missiles ),英國的每導彈可裝8個彈頭 ( warheads ) ,法國的每導彈可裝6個彈頭。每艘SSBN配置官兵120人。任何時間英、法都至少各有一艘SSBN派出任務在外,以維持各自的嚇阻勢力。
1994年起英、法曾為雙方海軍加強合作,並對兩國SSBN巡弋的部署和通信作長時間的談判,結果於2000年9月訂立了「英法雙邊防禦合作契約」(The U.K.-French Bilateral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契約內容有SSBN互訪和兩國定期交換核武政策等條款,並未包括雙方互報SSBN動態的條款。法國預定於本(2009) 年4月重入北約軍事體系,但屆時法國在SSBN行動上可能會堅持原來的做法。
一般認為這次事件主要原因是法國與北約其他成員國間缺少通信所致。北約有一個潛艦交通管制系統,在此系統內,大西洋分成幾個管制區塊,有美、英、挪威、荷蘭、加拿大各管制一區。凡屬於北約軍事指揮架構成員國的潛艦要進入各管制區時,必將行動通知各該管制區。法國因為不屬於北約軍事指揮架構,所以不必通知。法國也當然不會把核潛位置讓人知道。
實際上美國和英國也只是通知管制區潛艦進入該區而已,不可能隨時報告潛艦的位置。北約各國在大西洋中的SSBN都不知悉任何一方的確實位置。雖然都不知悉,但大西洋之大且深,兩潛艦在無克意追蹤的情況下,在同時、到達同一經緯度、同一深度造成相撞的可能率實在少之又少。
有分析指出英、法兩潛艦都有避免他方聲納的高科技設備,所以都未被對方發現,因此造成相撞。此說僅推測雙方互相未發現對方的原因,但不能解釋為何兩潛艦會不約而同到達同一點。
專用於戰略性嚇阻任務的SSBN,設計重點以 ( 1)「隱蔽功能」為優先考量,(2) 「探測功能」為次要考量,不能為了 (2) 而減弱 (1) ,所以除了艦體材料和推進器設計都考慮到不回音和減少發聲外,還選擇不使用或根本不裝置探測能力較強的主動聲納( active sonar ) ,只用被動聲納 ( passive sonar ) 【註三】,因為主動聲納會發出音波,易被發現它的存在。由此可見兩艘SSBN互相不發現是很正常的事。
筆者相信必有促使或引誘此二艘SSBN相撞的因素。最有可能的是與「環境反常」( environmental anomalies ) 有關。正如英國的一位SSBN艦長Julian Ferguson說的,海洋中的水流會產生「鋒面」( front ) ,鋒面裡外溫度有差異,其間好像有一垛牆,聲音難以穿透。墨西哥灣流遇到大西洋流時就有這種鋒面產生。SSBN為不使其他船艦或偵察飛機發現,都要找這種鋒面去掩蔽,所以同時都找到自己認為最有利的位置。可是她自己也因此不能發現其他潛艦的存在。
SSBN帶有毀滅性武器,我們不能再讓有任何意外發生,為了全球生靈的安危,筆者期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有提案,著手調查並研擬法規,設立機構長年監控。(孫亨利February 2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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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從1958年起,法國總統戴高樂為抗議美國在北大西洋組織中的強勢,美、英兩國又沆瀣一氣,很不是滋味,開始建立法國獨立的防禦體系。
註二: SSBN是美國海軍的艦體分類代碼 ( hull classification symbol ) SS代表Ship Submersible,B代表Ballistic missile,N代表Nuclear powered,此四字母就代表「核子動力導彈潛艦」。
註三:主動聲納是送出音波,當音波接觸到物體時反射回來被聲納接收,用以探測水中的物體,相當於水中的雷達;被動聲納本身不發出音波,只接收其他物體發出的聲音,用以探測水中發聲的物體。
Saturday, February 14, 2009
八十年前新康輪被龍野丸撞沉事件
八十年前招商局新康輪被日本商船撞沉的事,當今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我這個古稀老人那時還未出世,先父孫黼閣船長【附:〈孫黼閣船長和他的海洋天地〉於後】就是被撞沉時的新康輪二副,當時才二十八歲,與先母新婚不久。
我在台灣高雄上初中的時候,曾讀過這次船難的第一手資料--父親對此次新康輪船難所作的記事,可是現在這本記事簿早已不見,父母收藏個人歷史文件的一隻手提箱於1977年在紐約寓所被小偷偷走,箱中除了有這本記事簿外,還有永洪油輪首航波斯灣的剪報、照片,和大舅樊澤培【註一】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擔任翻譯的銀質軍人識別手牌,照片等,非常可惜。我還記得這本「練習簿」的橫格紙上父親整齊的鋼筆字跡,記錄了這次海難詳細經過,可是今日我只記得事情的大概,網路上能找到的資料不及父親記事簿的十分之一,但仍可填補我無法記得的數字,再加上我對航海的耳濡目染,湊成此文,盡量還原當時情景,以餉讀友。〔筆者按:本文所記幸存和遇難人數資料,只有幸存總人數121人和溺斃船員人數38人較為可靠,其他人數資料如幸存旅客和船員各幾人,遇難旅客幾人等,並不很可靠,只能算是有合理的可信度,在此特加說明。〕
- 註一:《胡適的日記》1937年9月18日,對我大舅樊澤培有所記載:
「昨夜得報,颱風即到香港,故今天還不起飛。
今天是第七個「九一八」,我與端升在飯廳上吃晚飯,我說,這七年之中,今回總算是用飛機炮火來紀念「九一八」了,我們應該慶祝一次。我們就叫了一瓶白葡萄酒,舉杯祝福前方的士兵。
同旅館的有樊澤培君同他去年新婚的夫人,飯後我們四個人在樓下大廳上喝酒談天。…樊君是礦冶工程師,我前兩三年在火車上遇著他,我見他手中拿著的是《Ivan the Terrible》一書,頗詫異這個工程師的興趣不狹窄。以後我們就成了朋友,我到他家去過,藏書都很有選擇。」
〔筆者按:九一八發生於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佔中國東三省。自九一八之後,至胡適寫這篇日記之時,日本一連串重大侵華事件有:1932年日本又於上海發動一二八事件,並在中國東北成立傀儡「滿州國」;1933年日軍侵熱河,中國忙於內戰,中日簽訂塘沽協定;1936年西安事變,國民政府停止剿共後,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蘆溝橋事件,也就是七七事變,並侵入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終於使中國忍無可忍宣布對日抗戰。這是當時中國百姓期望政府所採取的行動,所以胡適要慶祝。〕
民國18年(1929年)招商局客貨船新康輪,排入上海和天津間的定期班航線服勤。該輪建造於1906年,造價白銀243000兩,有2149總噸,長82.3米,寬12.2米,最深吃水4.9米,最大載客容量494位,在當時算不小的船了。船長 和大副都是歐洲人,我父親當二副,和當時其他船同樣都沒有三副。新康輪照片,請點閱:
http://60.250.180.26/ss/6135-2.html
父親當時雖為二副,但為該船駕駛部華人最高職位的船員,用中文寫報告給公司非他執筆莫屬,我相信他記事簿上所記船難經過,是為報告當時上海的招商局而寫。可是在「解放」改朝換代後「招商局史」完全經過篩選,凡去台灣的人留下的名聲和事跡都被消除了。他們的篩選做法也很粗糙,凡過去任何主要大事中,只要大事的主角去了台灣,就把有關他的新聞報導、史料、事跡都刪除殆盡;但卻反而把同一大事帶出來的次要新聞報導保留著,只因次要新聞中有他們認可的人。往往對一件有歷史價值的大事,在他們的史料中只見當時報紙上的次要新聞或花邊新聞,而不見當時同一件事的主要新聞。關於這一話題,在所附〈孫黼閣船長和他的海洋天地〉一文中有實例舉出。
母親婚後已辭去原來的小學教職,那次新康輪從上海啟航後,她便獨自一人回到崇明的娘家。正當她在崇明城內娘家過著夏天清涼悠閑的生活時,一日忽接父親從日本神戶發來的電報,電文只有「平安」兩字。母親看後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直到後來才知道新康輪出了事。母親可說是先知道父親平安而後知道他遇險,省了不少擔心和驚怕。母親的回憶,我曾聽她說過多次,甚至在她一百多歲時還提及此事。
出事那次的航程是:新康輪預定7月20日星期六上午○時從上海開航,去天津的貨物滿載麵粉和白米、及數萬套夏季單軍衣,全部已於19日晚上22時裝妥,船上的吊貨桿已放平固定好,艙蓋也已封好,停工後顯得特別安靜,只有船上多處強光燈,仍像裝貨時一樣,把甲板和準備給旅客上船的跳板(gangplank) 照得亮如白晝。
大副和水手長巡視了前後各貨艙及甲板、艙蓋、吊桿等的固定狀況,並走下碼頭,抄寫了前、中、後的水尺,然後到海圖室( chart room ) 將裝完貨的情形一一記入航海日誌 ( logbook ) ,此時二副正在海圖室準備航程中必要的海圖,兩人在海圖室的工作告一段落後,便各自回房吃茶點並略為休息。船上還有旅客服務部的船員,此時還不能閒著,約有三百多位旅客即將上船,公佈旅客開始登船的時間是19日22時30分。
此時船長獨自一人在他房間外寬廣的露天甲板上來回踱著步【請參閱拙作〈船長今昔〉】。似在默默計劃著出黃浦江和出長江口這二段航程的走法。上海黃浦江行船不易,因為它航道彎曲復雜、水路長、暗灘多,最令人緊張的是江中各種小船特別多,進入二十世紀後,機動船增加了,但人力和風力船也只增不減,而這些人力或風力的小船,縱向、橫向行駛的都有,習慣上會強行亂闖,且根據航行規則,有機動力的船必須避讓無機動力的船。
上海的行船人有句老話「牛排好吃,陸家嘴難行」。「陸家嘴」為浦東一地名,和浦西的「外灘」及蘇州河口「外白渡橋」隔黃浦江遙遙向對。陸家嘴附近這一帶的黃浦江,江面彎成一U字形,浦西繁華地帶在彎的外圍,浦東陸家嘴從前是鄉村地區,現在是東方明珠電視塔的所在地,在彎的內圍。用浦西地標來說明這段黃浦江的分界為:南從十六鋪大達碼頭,北至提籃橋公平路碼頭。這區江面彎度最大,小船最多,為最難行船的一段。那時行船的人吃得好,中西餐任選,所以說「牛排好吃」可是要走陸家嘴時就真要命。
像新康輪這樣二千多噸的定期班船,船長是航行黃浦江的熟手,航道都背熟了可不請領港,每次進港或出港公司會付給船長一筆約等於一兩黃金價錢的領港費,這比請「銅沙領港」省一半錢。亨生船長雖已熟悉進出黃浦江的航道,但對江中小船的縱橫穿梭,每次進出港仍不免分外緊張。
上海黃浦江的領港站設在港口的「銅沙」,所以上海的領港稱為「銅沙領港」,船舶進出黃浦江,大船必須強迫用領港,小船可不用,這「大船」和「小船」的界線不太被注意,且隨時代而異。又因黃浦江實在復雜難行,根本不用立法強迫,一些外國初來乍到的船,即使不到一千噸,還是自動要請領港。當實在大到不能稱「小」的船時,如當時四千噸的船,即使船長有能力自己進出港,也得被「強迫」非用領港不可。大家口頭都用的「領港」一詞,但在正式文書或招牌上卻都寫為「引水人」和「引水」。
即使用領港,指揮權和責任仍歸船長,凡離、靠碼頭,繫帶浮筒,下錨、起錨,港內航行等,船長仍須親自指揮操船。領港只是告知船長如:前面右邊200呎是淺灘不可靠近;從幾號燈浮到幾號燈浮間都要靠燈浮之左行駛;向前方對準兩引導燈樁成一直線航行…等。船長可暫時授權領港直接下操船口令,但權責仍屬於船長,船長在任何時間可收回授權。
新康輪左靠在「金利源碼頭」,船首向航道出口,距吳淞口十多浬,位於黃浦江的西岸,南鄰十六鋪,北接外灘,就在上述黃浦江最繁忙的「六家嘴」U字形航道南端,是上海最熱鬧最擁擠的碼頭,新康輪的前後都有其他船靠泊。
此時碼頭外已漸漸熱鬧起來,旅客和行李把通道擠得滿滿的,還有叫賣的小販穿梭其間,替旅客搬行李的「腳夫」,由他們視每件行李大小輕重估搬運費,絕不接受還價。他們工會立出的規定,旅客可以自已拿行李經過碼頭上船,但若要他人幫忙搬,就只能請他們腳夫,送行親友一到碼頭進口,就得把手中幫親友拿的行李放下,不可再碰。
22時30分,船上值班舵工拉動鐘錘上的繩子,打出「噹噹、噹噹、噹」二個雙響和一個單響的鐘聲【註二】,旅客開始登船,船上立刻也熱鬧了起來,大家忙亂一陣,各人安頓好之後,又漸漸恢復了安靜。上旅客的同時,艙底壓艙水箱也打進了適量的江水,以維持重心與浮力中心的距離,使船在海洋中不致搖擺得太快或太慢。
- 註二:更鐘敲二雙響和一單響,即「噹噹、噹噹、噹」。二雙響代表十點鐘,單響代表半點鐘,這是配合船上十二小時三班制值班的報時法,每到12點、4點、8點、就是換班的時間,此時鐘敲四雙響;換到下一班後的12:30、4:30、8:30 又從一單響開始;1:00、5:00、9:00敲一雙響;如此每逢整點加敲一雙響,整點後的半點則敲該整點雙響數外加一單響,直到12:00、4:00、8:00敲四雙響為止。以後再從一單響起。
23時30分,更鐘敲三雙響和一單響,大副又去碼頭抄水尺,回到海圖室,將裝載旅客數和打進壓艙水和開航時水尺記入航海日誌。此時船長在海圖室看氣象報告及海圖,並查看了航海日誌的各項記載,隨即步入駕駛台。
23時45分,船長、大、二副、駕駛練習生,都在駕駛台上。當值舵工在掌舵位置,其他舵工分別在駕駛台左右翼「陽台」及頂層旗台待命。進出港時都須全員出動,在海上航行時才輪班值更。船長將他計劃如何離開碼頭、解纜次序等先讓大、二副有個概念後,大、二副分別去船首和船尾各就各位。水手部全體亦分兩隊,由水手長、木匠和半數水手去船首聽大副指揮;副水手長和半數水手去船尾聽二副指揮。船長搖下車鐘通知機艙準備引擎(Standby Engine) ,機艙亦回搖車鐘上來,指針停到Standby Engine的位置。
船長命練習生拉氣笛一長聲(4至6秒),這表示本船即將開航,用蒸氣震動發聲的氣笛,裝在煙囪邊,在發聲時煙囪頂噴出白色的蒸氣,聲音比蒸氣火車的氣笛聲低沉宏亮,向附近其他船舶知會我船的企圖,載客的船這一長聲氣笛更不可少,並且等一回兒還會再拉,讓還未上船的客人趕快上船。
新康輪是左舷靠碼頭,前後都緊鄰著他船,船首向北面的港口。子夜過後黃浦江正是滿潮但尚未開始退潮,當晚的南風有助於新康輪的離碼頭。拖船一艘本可不用,既來之則用之,已繫帶在船首右側,水手們將跳板收起,駕駛台的舵工將甲板照明燈全部熄滅,航行標誌燈全部打開,此時更鐘敲了四個雙響,正是1929年7月20日的零時零分,氣笛又拉了一長聲,這是第二回向周遭宣佈「本船即將啟航。」
船長用話筒向船尾喚出解第一根纜繩的口令〝Let go the stern line! 〞〔解船尾纜〕,相繼又解了船尾其他各纜,接著船長用話筒向船首喚出〝Let go the bow line! 〞〔解船首纜〕,相繼亦解了船首各纜,只留一條「船首向後斜繫纜」(after bow spring) 未解,可用來拉住船首,讓船後吹來的南風使船尾飄離碼頭。當船尾離開了碼頭約十呎以外時,船長下令〝Dead slow ahead! 〞〔極慢速前進〕,站在車鐘旁的練習生,用航海人的調門回了一句〝Dead slow ahead ! 〞同時搖下車鐘。當船尾螺旋槳以極慢速向前推進時,船首向後的斜繫纜拉住了船首左側,不必用轉舵船尾就會著力向右移動,動得比剛才只靠南風時更快。當船與碼頭約成30度時,船長下令〝Stop engine! 〞〔停車〕,此時船尾已遠離後面的鄰船。船長下令〝Dead slow astern! 〞〔極慢倒車〕同時拉氣笛三短聲,並向船首喚出〝Let go the after bow spring! 〞,船首解了「船首向後斜繫纜」,船便慢慢地向後倒出。當船首遠離前泊鄰船時,船長下令〝Stop engine! 〞,然後拉一短聲氣笛,用半右滿舵,車鐘搖〝Slow ahead〞〔慢車前進〕同時運用船首右側的拖船向右拉出,進入航道。
船一離開碼頭就進入陸家嘴區的航道,此時雖為半夜,小木船舢板仍然不少,因為浦東菜田裡每日新採收的蔬菜都要連夜運去浦西,還有從浦西到浦東的糞船也在夜間行動。這種船夜航只亮一盞忽明忽暗的油燈,他們的航向與輪船進出港的航向交叉,他們見輪船即將過來,往往都會搶著從輪船前面穿過。常聽說那是船家的迷信,相信從大船頭驚險通過者必有好運,其實不盡然,划船的人總希望在大船擋住他之前通過,快快遠避大船造出來的波浪。他若不搶過去就得快快往回划,不能就等在原處,不然大船從近旁經過他時那種顛簸可受不了,尤其是糞船,會弄得很狼狽。
7月20日早晨3:00出吳淞口,船速加快以全速行進。出港後不必全員出勤,水手和不當值的舵工都回房休息。此時正是12到4點二副的班,二副直接由船尾去駕駛台輪值,大副先回房休息一小時,下一班4到8點是大副班,練習生值8到12點的三副班,新手當班這段時間船長必定全程都在駕駛台,船長雖不必值班,但他等於24小時都在值班,當值的船副發現情況時都要叫他,天氣不佳或接近某重要位置時,船長常全程在駕駛台,今天船長按照他的慣例必定等出了長江才回房休息。早晨6:00在大副班上船出長江進入東海轉向北,船長用罷早茶和早餐後回房休息。天亮後風和日暖,上午九時全船旅客及船員實施救生演習。
亨生船長規定航行中船副值班瞭望時,不論日夜,不論冬夏,必須站到室外駕駛台頂或兩翼的露天陽台。當此正值仲夏,天氣晴朗,晚上月色很美,在東海經過一天半的平穩航行後,於7月21日13時10分的船位座標在北緯37度21分;東經122度41分,已接近山東半島伸入黃海的尖角--小成山,航行15分鐘後突然被大霧籠罩,能見度約為600呎。那個年代雷達還未發明,在霧中行船要依賴聽覺,此時能聽到成山燈塔訊號,約在前方北北西二、三浬處。
船長下令全員出動,減船速至極慢,每兩分鐘拉一長聲氣笛,救生艇都吊到準備位置,並派六名水手身穿救身衣去船首瞭望,若見他船蹤影即刻打鈴通報駕駛台。在此期間只發現右舷二、三浬外有一輪從北向南,雙方互放氣笛示警下各自通過。
13時33分突然見到一朦朧巨大船影出現在右前方約600呎處,船頭迅速向新康輪右舷接近,在此之前未聞該船有任何氣笛聲。新康輪亨生船長急令扳左滿舵,同時拉三短聲氣笛及搖車鐘全速後退。說時遲那時快,13時35分來者日本船龍野丸一頭直撞入新康輪的右舷舵樓前,日船船首如大斧般砍入新康輪的右舷,造成一個大洞。日船龍野丸損傷經微,約1、2分鐘後龍野開始倒退,大量海水湧入新康輪船艙,新康輪船頭向下迅速下沉,7分鐘之內全船沉沒。剛才日輪正開始後退時,幸虧新康輪上六名水手奮勇攀上高出新康輪甲板六、七呎的日輪船首,強令該輪停車,並令該輪放下救生艇四艘救人。
新康輪在遇大霧之初已將救生艇準備到登艇狀況,同時向旅客宣布各自取到救生衣,必要時按照演習時所教辦法,穿上救生衣到達救生艇甲板。當新康輪被撞時,在一聲大響和劇烈振動下,旅客們已爭先恐後,不管救生衣有無穿好,都往救生艇甲板上衝。有不捨財物者,一身穿得隆腫無比,可能身上帶足了超重的金子和銀元等。但在日本船退出時新康輪突然失去支撐,船首向下劇降,一時間很多人站不住腳,從救生艇甲板滾入海中,也有人被旁人一起拉下的,或被前面滾下的人撞倒一同入海者。新康輪船尾上蹺,船首下沉,傾斜度快速增大,以致救生艇無法順利放下。人們均紛紛跳入海中,幸虧是夏天,風浪也不大,不論先跌入海的或隨後自行跳入海的,只要穿好救生衣,身上不帶重物,生命均無立即的危險。但因船沉得太快,很多人,包括老弱旅客及在機艙工作的船員,困在船上,都隨船沉入了海底,船長與駕駛部船員於海水淹到腳時才縱身入海【註三】。
- 註三:據父親記事簿所記,他跳入海時身上僅在夏季制服外穿救生衣,入海後幾乎與船一同下沉,因為巨大的船體下沉時產生向下的水流,他被吸在水下約兩分鐘之久,感覺到一股強大的拉力把他往下拉,當時很害怕會被吸進船的煙囪裡去。
新康輪上的六名水手分在日本龍野丸放下的四艘救生艇上,巡迴附近海面,7月21日天黑以前共救起126人,除有5人救起後就死之外,共救起幸存者121人其中包括船長、大副、二副、輪機長等。船員溺斃38人,乘客溺斃及救起後又死亡者共219人。
龍野丸為日本郵船株式會社所有,肇禍後恐被扣船查辦,事故發生處距離當時英國租借的威海衛只有30浬,距煙台也僅70浬,但龍野丸載了121幸存者不去威海衛或煙台,卻於7月21日當晚逕自回頭往日本方向逃逸,途中日本人並個別強迫遇難旅客在他們準備好的日文文件上簽字作偽證,企圖推卸碰撞責任。
龍野丸逃抵日本後,於7月24日上午9時躲入日本內海神戶(Kobe) 。日本郵船株式會社派員收集偽證,並限制幸存者行動,不准登岸,不准寄發隻字片語。由招商局總辦趙鐵橋通過交通部、外交部管道,經中國駐神戶領事及招商局代表等向日方多次交涉,幸存者被日方扣留二日後,才由中國領事上船親領幸存者121人至領事館。旋安排乘日本郵船三笠丸於7月28日下午15時安抵上海。
招商局延請英藉律師潘士敦向日本郵船株式會社索賠,指出龍野丸違反國際海上碰撞預防條例,致撞沉新康輪,造成人命和財產損失,要求賠償。然日方自行在神戶「審理」,判斷龍野丸沒有故失。所謂「審理」實在是假,只是紙上寫了一篇偏向龍野丸有利的「判決書」而已,即使是「偽證」的「筆錄」也是假的,而成了偽造的偽證。
日方的偽證是:證人在新康輪上於碰撞半小時前就看到龍野丸在右側很遠的海面向新康輪駛來,足見當時能見度良好。若真如此則這次船難過失應全在新康輪,因為日方把濃霧狀況說成能見度良好。國際海上碰撞預防條例(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for Preventing Collisions at Sea ) 明確規定在右舷錄燈範圍內的來船有航路權(right of way),即在船首正前方至右後方112.5度範圍之內,若見有他船時,須特別注意避讓,若見該船所在方向的視線角度在短時間內不變,或變得不明顯,則有碰撞的危險,就須及時採取避讓措施。在夜間有路權的船必能看到須避讓船右舷的綠燈;反之若看到他船左舷紅燈時顯示對方有路權,我船必須避讓。可是這條規則是以視線良好為前題,在大霧時不適用;在大霧時,必須遵守該條例有關視線受阻時航行的規定。
招商局呈請交通部,咨行外交部,向日嚴正交涉均無效,引起社會各界一致抗議,上海航業界聯合會、航業公會等社會團體及各界人士紛紛發表宣言,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的橫蠻無理,聲援新康輪善後委員會和受難家屬委員會的正義要求,並呼籲全國各界一致抗爭,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外輪航行權等。
諷刺的是,這邊正在慷慨激昂地呼籲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外輪航行權等, 那邊日本人於1931年在中國瀋陽發動了九一八事件,侵佔了整個東三省。渤海灣北岸包括遼東半島及中國良港大連均被日本佔有。日本搶到台灣以後處心積慮也想得到的遼東半島此時終於被其得手。〔筆者按:中日甲午戰爭後,1895簽訂馬關條約時本來要中國把遼東半島和台灣一起割讓給日本,後來因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群起反對,日本只得放棄遼東半島,但仍要中國加付「贖遼費」三千萬兩後才罷手。〕
無獨有偶,新康輪之後不到四年,招商局另一艘客貨輪圖南號自煙台往上海途中,於1933年6月25日晨3時30分,也在新康輪被撞的成山海域遇濃霧,被日本大連汽船株式會社的長春丸快車橫腰撞成二段,5分鐘後首尾兩段相繼沉沒,溺斃乘客百餘人,船員54人。貨物中有銀元39箱,每箱5000元,共195000元。
這次日本船不用逃回日本了,就近逃到他們新近奪來的大連港,由日本人的海事法庭「宣判」日船勝訴。
讀友一定注意到,那兩次發生在中國領海離岸僅二、三浬之內的海事,怎麼不見有中國軍、警、巡防隊之類的官方介入,而任由日船逃回本國?說來真丟人,中國那時的海軍素質極差,在大海中航行恐怕會找不到路回家。1916年有招商局的新裕輪被派軍差,載運陸軍步兵一團千餘人 從天津至上海,軍方還派巡洋艦海容號護航。可笑的是途中護航的軍艦把被保護的商船撞沉了,死千餘人及商船洋員四人。該艦無暇救人即加速逃逸,在福建的海軍部還藏匿禍首,結果不了了之。
孫黼閣船長和他的海洋天地
孫黼閣船長 (1901 - 1992),字黻東江蘇崇明人,中國遠洋輪船航海界先驅,比他輩份高者有第一位中國籍遠洋輪船長陳幹青(為孫船長的提攜人,後從事發展航運事業,「解放」時全家大小都已遷居台灣,他自己因丟不開事業而留於大陸)、黃慕宗船長(「解放」時任招商局總船長,留大陸)、馬家駿船長(「解放」前原任招商局總船長,並發動成立銅沙引水人公會,招商局要派他去台灣,他因心向新中國,不願去台灣,竟躲藏了起來,因此總船長一職改由黃慕宗船長擔任。)等幾位;和孫船長同輩的是朱士高船長(遷台灣)、陸熅石船長(留大陸,抗戰勝利後任上海銅沙領港,此職戰前都為西洋人資深船長擔任)等幾位。在中國輪船萌芽時期,缺少航海技術人員,航行近、遠洋的船上,高級船員都僱用西洋人。
民國36年 (1947年 ) 孫船長曾擔任中國有史以來第一艘萬噸級大油輪,中國油輪公司的「永洪輪」首任船長,遠航波斯灣運油到台灣高雄,及上海,往返八次後,調任中國油輪公司總船長。
在那次上海首航出發和返回時,中、西各報都有大幅頭條新聞報導,孫黼閣船長的名字和照片中、西各報都有,可是今日從簡體字的《上海地方誌》和《招商局史》的「史料」中隻字不見關於當時永洪輪孫黼閣船長的記載,尤以《招商局史》最含糊其辭,部份摘錄當時某報對永洪輪首航附帶的相關新聞如:「馬家駿以第一個中國引水員的身份,出色地引領中國油輪公司的萬噸級油輪永洪號出海開往伊朗。」不知就裡的人看了這段記載,會錯誤理解為:馬家駿船長是首位把永洪輪「領出海開往伊朗」的人。
馬家駿是老資格的船長沒錯,他在抗戰勝利復員後任招商局總船長,因當時中國船已全由中國人任船長,但全國最難行船的上海黃浦江的領港,也就是行船界聞名的「銅沙領港」仍由歐美人擔任,〔領港站設在黃浦江口的銅沙,故為名。中文口語習慣都稱的「領港」一辭,見於正式文字時都用「引水人」這個較彆扭的名稱,又別稱「引航」;日文也很怪稱領港為「水先人」;英文稱Marine Pilot或Harbor Pilot或簡單稱Pilot〕,所以馬總船長一呼百應,號召中國資深船長16人組織了「上海銅沙區引水公會」,本文第一段提到的陸熅石船長也為16人之一。馬當時是招商局的總船長,是出頭組織引水公會的發起人,但不可能轉任或兼任領港。
馬船長發起的引水公會成立後,中國領港並未全部取代洋人領港,因為中國領港人數不夠,還是要留住洋人領港。洋人之所以來擔任中國的領港,和戰前來擔任中國船的高級船員,是完全出於中國的需要而非洋人之侵權,就如當今華航和長榮航空的機長仍有用洋人一樣。筆者和知情永洪輪首航的人求證過,對馬家駿船長擔任領港帶永洪出港一事均無印象,唯有可能當時借重媒體宣傳,宣揚一下由中國第一位銅沙領港帶領第一艘萬噸級油輪永洪號首航出港的事。
馬家駿船長因忠於新中國,不願隨國民政府退守台灣。關於馬家駿船長之死因,《招商局史》只記載「1970年11月21日馬家駿不幸逝世,終年78歲。」,充分顯示《招商局史》已失去了對史料記載的忠實性,故意隱瞞了如《上海地方志》所記載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備遭折磨與摧殘,於1970年11月21日含冤去世,終年78歲。1979年1月,上海海運局為其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等重大事實。
現居美國,曾在台灣創辦中華海事檢定社,亦為船老闆的名船長歐椿堃,所著《浮生憶語》中有記載永洪輪首航之經過,歐船長當時任永洪輪大副;又有一位現居美國,退休前為高雄港名領港的徐光銘船長,當時任永洪輪實習生,旋升任同船三副。
那時的航海比現在艱難辛苦得多,永洪輪為1921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所造,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向美國買的舊船,當時雷達還屬於先進儀器,尚無規定雷達為船舶必備的裝置,船上有無雷達不影響船舶的法定適航性,永洪輪上沒有雷達,只裝了一具迴轉儀羅徑(gyrocompass) , 與磁羅徑配合使用,航行中測定船位除用兩種羅徑外,還靠日、月、星座和六分儀、船鐘(chronometer) 、測速測程儀等。在波斯灣航行時常遇沙塵暴,在駕駛台上看不到自已的船艏,此時航行於繁忙的水道上,沒有雷達,滿船都是石油,可以想像行船的人有多緊張。
永洪輪的主機是燒重柴油的往復式蒸氣機,連發電機都用往復式蒸氣機,船上沒有冷氣,夏天航行於波斯灣,在機艙工作的「生火」(管鍋爐的人) 都要備一大桶冷水在鍋爐前,當他受不了熱時就跳入桶中泡一下冷水,不過此時此地的「冷水」根本就是溫水,所以身體還可適應。最觸目驚心的是,船上還帶了一口棺木,準備給捐軀者使用。
中國油輪公司於1949年遷到台灣後不久合併於招商局,接著航業進入不景氣時代,永洪輪於1955年被當作廢鐵出售。孫船長旋被當時不景氣中能一枝獨秀的香港金山航運公司借調,幫老友董浩雲老闆打拚賺錢,從阿拉巴海東岸,即印度的西海岸,當時屬葡萄牙屬地果阿(Goa) 的港口馬抹谷 (Marmagao 或 Mormugao ) 運鐵礦砂至日本和歌山 ( Wakayama ),直至退休前歸建招商局 (即今日陽明海運 )。
孫船長在抗戰前一段時間,應天津碼頭開拓之需,曾在天津招商局任管理碼頭之職,董浩雲時任天津招商局業務部職員,兩人都住公司單身宿舍,孫年長董十一歲,常以「小囝」呼董。
因為有這段友誼之緣,孫船長在退休前還長年在外盡心盡力為老友跑船。為董老闆節省開支不遺餘力,例如在和歌山港內卸鐵礦砂常須移靠碼頭,而有時移船難度較高,日本代理行每問船長需要幾艘拖船以便安排,均答以不需拖船,使在大阪的代理行老闆大感驚奇,還專程趕到和歌山來親眼目睹移船情景,嘆為觀止。(February 11, 2009)
船長今昔
解除海禁後,本來走大運河運漕糧的沙船都改走海路。在弭平台灣林爽文亂時,清政府還曾經僱民船運軍餉至台灣,足見清政府不但一改以往嚴禁商民下海,反而轉為借重民船的運輸功能。據上海通誌記載:「清乾隆五十二年( 1787年 ) 清政府由上海僱海船運軍餉至台灣。」「嘉慶、道光年間沿海沙船聚於上海約三千六百號,其船大者載官斛三千石,小者五、六百石。」
當時沒有「船長」這一稱呼,木製民用沙船或海船都為中國式蓬(帆) 船,船上職權最大的就稱「老大」,全船以老大的行船經驗最豐富技術最高,全體船員唯老大之命是從。老大純粹以行船技術領導全船,極為單純。海軍的一艦之長是艦長,清代的艦長稱為「管帶」,戰艦是向外國買的,主要種子官兵都送去外國培訓,艦上人員編制都照外國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艦長集航海、作戰於一身,領導全艦。
但更古早的中國,水師編制著重中央集權,也就是著眼於中央政府(皇權) 要牢牢控制住海上的船艦。這種中國固有制度以明初1405年鄭和的船隊為代表,在個別的船艦上和艦隊中都有朝庭親信指揮,下分航海、後勤、軍事三大部門,各船負責航海的人稱為「火長」,火長僅是負責航海部門的頭兒,並非一船之長。
中國的商用輪船始於清同治十一年( 1872年 ) ,清政府海運總局在籌劃成立招商局時向英國購進一艘「伊頓」號貨輪。招商局成立於是年陰曆十二月二十九日( 陽曆1873年1月17日 ),伊頓號便為招商局第一艘輪船,船上駕駛和輪機兩部高級船員全為洋員,一切人員編制職掌規範便順理成章按照洋法。
這也沒有什麼不好,洋法是技術本位,權職分明,管理單純化,畢竟是歐洲從15世紀以來不斷實際應用的制度,該制度並不專為適應某國國情而制訂,且久為國際海事檢定、保險責任仲裁理賠所公認。船上人員編制承接歐美制後清政府海運總局才能繼續於光緒五年(1879年) 制訂了《行船免掽章程》和《航海箴規》得以在海上與國際接軌。
歐美式的船員分工編組制度,對船上各職位的權責劃分最為明確,不像岸上的組織,各職位之間有權責模糊地帶,模糊地帶越多權謀操弄空間越大。此外,船與岸之間的職責也劃分得很清楚。適航性( seaworthiness ) 的必要條件之一是船上有專任合格的船長,和必要的各職位船員,結關後才能出航,船若受現職船長以外者的指揮,指揮者不論有無船長執照,在此情況下發生的任何海損事故,保險公司可不負賠償責任。
所以有經驗的船公司都知道,當船在航行中,除告知情況或新的目的地外,不論出於何種理由,絕不指示船長如何操船或應作何種決斷,例如因故要拋棄一部分貨物時,應由該船船長全權決定,切忌指示船長是否要拋棄或應先拋棄那些貨物。
船上現任指揮職務者,其職稱應為「船主」(master或skipper);若作為頭銜(title)與姓名連用時,則稱「船長」(Captain,書信上可簡寫成Capt.) ,例如信封寫給「大太平洋號船主,孫亨利船長」則在信封上第一行可用頭銜加姓名,第二行可用職稱加船名,可寫成:
Capt. Henry Sun
Master of MV Great Pacific
如今這些英文職稱和頭銜定義都沒有變,而中文卻因為用的人不甚了解,已漸漸約定俗成地變化,統稱為「船長」了。筆者為便於大眾閱讀,本文各節都隨俗用「船長」一辭代表英文的master, skipper, 或captain三字中的任何一字,在此特加說明,並非刻意隨俗。
數世紀以來西方航海界的傳統作風,船長雖和乘客時有談笑,但和屬下船員除了談公事外不隨便聊天。船長從不越級指揮,他下達命令的對象只有船副,輪機長,管事,當值的舵工(quartermaster),以及他個人專用的服務生。對水手部,除要立即差遣時找當值舵工外,都透過大副傳達他的命令;對輪機部他只和輪機長溝通;對業務部只和管事交代。他可在大餐間與高級船員同桌用餐,也可獨自一桌在自己房中用餐。
高級船員用餐時,大家穿著整齊,餐室內有好幾位穿白製服的服務生侍候著,早、午茶點則由服務生送到房中。從前一艘三千噸的貨船,至少有船員四、五十人,廚房有大、二、三廚和下手一、二人,船長有專用服務生,其他高級船員也有共用的服務生,吃飯時有人服侍添飯盛湯,衣服換下來有人洗,皮鞋有人擦。
可是最近這三、四十年來船老闆已越來越不如從前那樣善待船長和船員了。現在一艘載重量十萬公頓的貨船,全體船員只有十四人。這要歸功於科技進步,今日船上的駕駛部和輪機部都用先進的自動化操作控制設備。駕駛部船副還仍須上駕駛台值班,輪機部管輪可不必下機艙值班。
老闆除了因自動化設備依法獲准裁減了一些船員外,他最著意要裁減的船員就是廚師和服務生了,他好像很不甘心花錢讓他提供就業的人在他船上享受,全船現在只有廚師、服務生各一人,那唯一的服務生要做公用地區的清潔,幫廚房煮飯洗碗等。船長沒有專用或共用的服務生侍候,要自己洗衣服。廚師一日三餐做好後定時把菜打入盤中,每人一盤,放在保溫櫥中,大家自己去取食,用畢把碗盤放入洗碗池,再由服務生收入洗碗機清洗,有些船連僅有的一個服務生也被取消了,廚師就得做洗碗等雜務。
船上就這一位廚師,船老闆也早有計劃要把他免了,打算要岸上備妥如TV 餐的冷凍食盒,每人每餐一盒,送到船上放進冷藏庫。用餐時從冷藏庫自取一盒用微波爐加熱,用畢將空盒丟入環保回收箱。此法設想已久,可是其成本比用一廚師和發些伙食費讓船員自辦伙食為高,所以迄今未付諸實施。
今日不比從前,十五至+九世紀歐美多數船長本身就是船老闆甚至還是貨主。他們當然不會虧待自己,在海上這麼辛苦才能賺這麼多錢,他在岸上的家中都用慣好幾個廚子和成群的僕人,在船上不能比家中更少,船上的排場就這樣成了傳統。不跑船的船老闆因船長人材難求,見了船長左拜託右拜託,所以船上的排場不可少,不敢虧待了難得爭取來的人材,所以還維持著一般傳統排場。
如今船長和老闆的關係,與過去大不相同了,就台灣的情況來說,船長已供過於求,目前在船上當大副的人個個都有甲種船長的執照,大家都要當船長,老闆不再會低聲下氣求人來當船長了。這種情況似對老闆有利,其實並非真正有利,眾多有執照的人之中良莠不齊,全憑老闆自己去選,這和古時根本沒有執照時一樣,真材還是難求。
習慣於中央集權的體系裡,上級若不牢牢控制著所屬,對他們來說就有失控的感覺。中國大陸的商船上,除了有「船長」外,還有一位直接受中央指揮的「政委」,小的漁船上可能同隊作業的漁船合一政委,有時政委的指揮權高於船長,政委甚至可命令船長往那兒行駛,例如曾在浙江大黃魚汎時,有經驗的漁船老大(船長) 要開船往大目洋捕大黃魚,政委自以為魚群是從南游向北,所以要船長開到南面的貓頭洋去作業,船長只得照辦,但結果一條魚都沒撈到。
船上政委的地位有多高?我們不能看他自己擺出來的姿態而定,政委的行事姿態一般都很低,像上述漁船政委的強勢,在大的商船上不會有,不過我們可以從下列這則故事裡便可找到答案:
中國大陸在自閉十四年後,1963年有一艘萬噸級國造新貨船計劃走出國門。從上海、青島裝貨到日本的門司和名古屋。因當時的國際環境險惡,所有行動都在極機密下進行,航線方案都由海運局會同海軍有關都門共同制訂,報交通部,同時向船長、政委傳達。航線規劃一般是船長在船上的海圖室中完成,他們這次劃航線,船長還輪不到參與,是由海運局會同海軍共同制訂,報交通部時才讓船長和政委知道。由此可知他們船長地位之低落,航線的機密資料除傳達給執行者的船長外,全船只有政委被傳達到,可見政委的地位是代表中央駐船督導。這次出洋大躍進慎重其事制訂出來的航線,結果証明是一場大烏龍,居然把航線劃到了暗礁上,這麼一艘新船在首航時就沉沒在東海的「蘇巖」下了,真是冤枉,所幸59名船員全部脫險。
還有一艘油輪在碼頭,船長不在船上,因為急須將船移開至錨地,相關人員來船洽談對象是政委,油輪的政委為顧全大局,與船上見習船長協商,同意由引水人員(領港) 操船,將船移到錨地,不料在移船途中領港因太靠近礁石,經見習船長一再提示而不聽從,結果觸了礁,發生嚴重漏油,損失慘重。(據筆者分析:領港不聽從危險提示,可能是他面對資淺的見習船長,擺出老經驗的姿態,故意不立刻聽從見習船長的提示;見習船長也自感本身非正式船長,處事過於低調軟弱。若為有權威的船長,便會立即自行下轉舵口令。) 用西方標準來衡量,這種船沒有船長在船,由政委決定移船,無適航性,保險公司將不予理賠,他們不知如何和國際接軌。
跋:最近我在寫一篇八十年前日本船撞沉招商局新康輪的文章,要把日本人處理這次海難事故的詭詐蠻橫作為再加考據描述一番,當進行到描寫船長時,加了一個關於船長的註,不料在這則註裡越寫越多,根本不像是註了。正在煩惱如何精簡縮短時,靈機一動,乾脆再加些料進去,讓它自成一篇,所以就順利完成了本文。關於新康輪的文章目前尚未脫稿,希望能於下次推出。八十年前先父28歲,沉船時在新康輪上當二副,謹預告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