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讀後感

「那是最美好的時期，那是最糟糕的時期，那是智慧的年代，那是愚昧的年代，那是個信仰堅定的朝流，那是個懷疑一切的朝流，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不朽巨著《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開頭第一句，也正適合龍應台的巨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雙城記》是寫法國大革命時有血有淚的故事，而這些故事都牽涉到隔一英倫海峽英法兩國的人們。我相信《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裡的故事隔一台灣海峽，兩岸間有血有淚的故事，寫成小說有不少比《雙城記》的更動人。

《雙城記》是根據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所著《法國革命史》（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 ）的史料而寫成，狄更斯在《雙城記》原序中寫道：「無人能想在卡萊爾先生那本了不起大作的哲理中加入任何東西。」他所說的卡萊爾的哲理是：卡萊爾的觀念「歷史循環著毀滅與再生。」(Histry cycles through destruction and resurrection.)。《雙城記》中的主角人物雪尼‧卡頓（Sydney Carton）的生和死很貼切地表達了這個哲理。

龍應台用錄影和編寫成書的方式出版了《大江大海1949》，書中說到1946年春天岩裹政男（李登輝）從日本東京返台，搭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的自由輪。這句話就犯了相隔一甲子以上時代混淆的毛病，那個年代美軍的萬噸級自由輪運輸艦【註一】還是很新的，美國從1941年起造自由輪，至1945年止共生產了2710艘，1946年時平均船齡才三年左右，不可能是又老又舊。這不能怪龍女士，大家看了龍女士的演講錄影就可知道，她要求訪問李登輝卻不能如願。

提起1946年時國軍第七十軍到基隆港登岸給台灣民眾的觀感，戰勝國軍隊的軍容沒有戰敗國日軍的順眼，有用扁擔挑東西的、帶雨傘的、穿草鞋的…等等。筆者歷年在台灣的經驗是，台灣有些人從此對當初來台國軍由嘲笑、輕視而鄙視、仇視。他們不知日本守台軍隊有固定營房，能在餐桌上用餐，每天可洗澡，哪像國軍從戰場直接上美軍的登陸艦LST-847【註二】赴台，途中不能洗臉更不要說洗澡，一登岸只能席地用一頓大鍋煮出來的熱食，食罷就要用扁擔挑著廚具上路。

這種現象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歷史學家所稱的「索孔林諾夫效應」（Sukhomlinov Effect）。例如1945年德國戰敗後，美軍開入德國布痕瓦爾德集中營（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去解救被關的受難人時，美軍個個都是衣衫襤褸，目擊者說「美國人進來時像一群流浪漢。」與此成對比的是：當美軍接管該營區後，德國納粹黨衛隊（SS）以整齊的步伐踏出營區的景象，就好像他們在排練赴柏林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參加勝利大遊行似的架勢。

有趣的是當這些故意輕視國軍的話還在我耳邊時，就見到挑大鍋行軍的伙夫在台灣民間最受歡迎，因為他們大飯鍋裡厚厚的鍋巴最能吸引人的青睞。

註一：「自由輪」（Liberty ship），是美軍運輸艦的型號名，載重量10856公頓、重排水量14245噸、吃水8.5米（27.887英尺）、總長135米（442.913英尺）、寬17.3米（56.759英尺）、有雙層甲板乾貨艙5個、5噸吊貨桿10組；推進動力裝有燃重柴油的鍋爐兩具、2500馬力三段膨脹往復式蒸汽主機一具，配以單軸單螺旋槳；航速11至11.5節；武器方面，船尾配有4英寸艦砲一門，用以對付浮出水面的敵潛艇，艦前後左右各裝高射機槍對付來犯敵機。

美國在1941年至1945年間，由18個造船廠共造出2710艘自由輪，開創了世界造船工業的奇蹟，最初造一艘自由輪從安放龍骨到下水約需費時230天，到後來平均只需時42天，最快紀錄是4天15小時半就造好一艘。該型船雖然造得很多，戰後又分散到世界各國，但美國對每一船的下落都保持完整的記錄。

戰後許多拆除了槍砲的自由輪出售到世界各國作商船，中華民國招商局買了十艘，當時船齡都在三、四年之間，是招商局船隊中最出色的大船。由此說明1946年時自由輪還不是「又老又舊」的模樣，「又老又舊」是後來快被淘汰報廢時得來的名聲，但在口述歷史中卻被用來追述為早先的摸樣，與事實相去甚遠。

招商局十艘自由輪，海天、海地、海玄、海黃、海宇、海宙、海辰、海宿、海列、海張，除海玄投共和海張沉沒外其他各艘大都使用到1966、67年報廢解體，且在報廢前早經淘汰售予其他航運公司使用，例如海列於1955年售予台灣航業公司，改名為「基隆」，後於1968年報廢解體。投共的海玄在1972年才報廢解體，是十艘中最後解體者。

該型船雖然造得很多，戰後又分散到世界各國，但美國對每一船的下落都保持完整的記錄，2710艘都用人名為船名，每船的命運都有記錄，不光是在美軍的記錄，連戰後賣到國外作商船者改為何名，何時報廢拆解，或何時遇海難沉沒都有記錄可查。

註二：二戰時盟軍的LST（船首有二扇大門的）共有四種型號(Types)，較大型的是第一型和第二型：專用於裝載戰車和卡車的是在英國裝造的第一型LST(1) ，Landing Ship, Tank (Mk 1)；美國製造了一部分的第二型LST(2), Landing Ship, Tank (Mk 2) ，LST(2) 共分7種等級(Classes) ，也有英國和加拿大也有製造LST(2)。有些LST(2) 為專用於裝載搶灘登陸運兵小艇LCVP（Landing Craft, Vehicle, Personnel）而設計，每艘LST(2) 可載LCVP二至六艘。

美國在二戰期間共製造了1051艘LST(2) ，說來難令人相信，其中670艘在不靠海的內地製造，由內陸五大鋼鐵廠建造，一千多噸的船造好後如何運去海港下水，真不可思義。這許多LST(2) 美軍擋案中都可查到詳細資料，連戰後移交給中國海軍，和賣給招商局作為商船，改名為「中」字頭、「萬」字頭、「供」字頭、和「美齡」、「慶齡」「樂怡」等48艘LST(2) 都有追蹤記錄。

龍應台在書中所說載第70軍到台灣所搭的美軍LST-847就是在內陸的賓州Ambridge Pennaylvania製造的LST(2) ，載運兵小艇LCVP的那級。重排水量3640噸，輕排水量1625噸。長100米（328英尺），寬15.24米(50英尺) 。空載吃水：前0.712米（2英尺4英寸），後2.286米（7英尺6英寸）；滿載吃水：前2.489米（8英天2英寸），後4.292米（14英尺1英寸）。推進動力G.M.12-567柴油內燃機2台，雙軸雙螺旋槳，雙舵。航速：12節。武器：8門40mm及12門20mm艦砲。艦上編制官兵：軍官8至10人；士兵89至100人。艦載登陸裝備及部隊：LCVP搶灘登陸運兵小艇2艘，部隊官兵130人。

容量搭載部隊官兵130名的LST-847載了第70軍107師的500名官兵，其擁擠情形可想而知。

黑鮪是否滅種操之於有錢人要吃與否

在漁業這個議題上，台灣許多人，甚至學者，把眼光放在如何擴大經濟效益，不光是如何捉到更多的珍貴海產，還要在製造、養殖、外銷上有所突破，他們無暇重視「保育」(respect and conserve resources)和「環保」(environment protection) 。

國際間對漁業生態資源及地理環境的態度，有兩大陣營：一為科學而保護；另一為賺錢而破壞，台灣是附和於後者的。我所以說「附和」，並不說「參與」，因為台灣目前的國際地位還無法上檯面參與這兩大陣營的國際活動。由於附和而並不參與，又僅熱中於本身經濟利益，所以對保護和破壞這兩方面的實情有些隔閡，例如當偶然聞到CITES公約國決議要限捕大西洋藍鰭鮪（黑鮪）時，有學者就以為今後將是「沒有黑鮪享用的日子」。其實那些IUCN、CITES、WWF、和ICCAT國際組織每年都上演相同戲碼，到最後都是大大的開禁。

我今天這篇東西就是針對這個情況寫的。關於世界上八大鮪魚的簡介，和有關保護鮪魚的國際組織，可參考我本（2009）年6日16日發表於本blog的一篇〈大財團主謀操控；殺西米饕客補身〉。

一尾大形的大西洋黑鮪 (也就是大西洋藍鰭鮪Northern Bluefin，科學名Thunnus thynnus)，在日本市場可以賣到10萬美元以上。由於黑鮪數量的稀少，筆者相信現代極大多數愛吃生魚片或壽司的中上資產階級者根本從未有過享用黑鮪的日子。

世界上共有三種黑鮪，除上述大西洋黑鮪外，其他兩種黑鮪分別為：（一）太平洋藍鰭鮪(Pacific bluefin)，或稱東方藍鰭鮪（也就是台灣趨之若騖的「黑鮪」或「黑甕串」），科學名Thunnus orientalis；（二）南半球藍鰭鮪(Southern bluefin) ，也稱「日本中太平洋藍鰭鮪」(Japanese Central Pacific bluefin tuna) ，科學名Thunnus maccoyii；這兩種黑鮪從1950年代起被無限制的捕殺，到如今已成為比熊貓（貓熊）還珍稀的動物了。

鮪魚為季節性遠程迴游魚類，為保護它免於滅絕，目前的緊急行動只有國際禁捕一途。

有人談到人工養殖黑鮪，若可能嚐試的話亦是高度技術，絕非在海中設網箱就可養成的，用這種網箱方法養殖淺海大黃魚已不容易，大黃魚雖有養成但不能算成功，且海中用網箱養殖會污染海洋，影響環保，是現代開發國家中所不容有的水產設施。目前黑鮪只能從人工繁殖開始，可喜的是，最近澳大利亞有一家叫做「潔海(Clean Sea)」的公司，於本年3月12日宣佈他們已成功地人工繁殖了太平洋藍鰭鮪（Pacific bluefin黑鮪, 也就是台灣俗稱的黑甕串）。自1950年代起這種黑鮪數量直線下降到今天的滅絕邊緣，使牠成為帝皇級食客的佳肴。潔海公司用人工繁殖了太平洋藍鰭鮪，但對未來如何飼養的方法密而不宣，只說將使這些黑鮪在受控制的自然環境中生活。

但黑鮪數量的減少，問題不在繁殖上，而是在過量捕殺上。習於季節性迴游的黑鮪涉及的國家眾多，各國人民都有捕魚的自主權，在日本人高價收購下，各國漁民都在黑鮪游到本國領海或經濟海域內時盡量自由捕撈，有用國際上為非法而他本國海域內為合法的長繩或流剌網者，將尚未成年的幼魚都一網打盡。若有人工繁殖的黑鮪在所謂「受控制的自然環境中」而不能有效防制非法捕撈，那高成本人工繁殖出來的幼魚當然也在一網打盡之列，正好給帝皇級食客做鮮嫩的童子黑鮪進補。

四十年前大西洋藍鰭鮪（黑鮪）的數量還相當豐富，與大西洋相連的海域中都有牠們的游蹤，不單是地中海，就連黑海、北海、波羅的海中都有很多黑鮪。如今在日本財團高價收購下，黑海、北海、波羅的海中都不見黑鮪的蹤跡，只有在地中海中可見到各周邊國家的漁民把大網圍著一群黑鮪，貪婪地大事捕殺。在這種情勢下，當地有很多人賴此為生而形成經濟體系，也就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所隱喻的「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國際生態保護組織甚難違逆這些「看不見的手」，推行保護黑鮪的工作。

世界最提倡保護黑鮪的是生物科學家，其次是事務性國際保育組織（如ICCAT），最不願限制捕殺的是歐洲當地漁民，日本收購黑鮪的財團為表示其收購之正當性，也和歐洲漁民站在同一立場。因此之故，每年限捕額只是叫叫而已，今(2009) 年科學家建議不得超過8500至15000噸；但ICCAT （國際大西洋鮪魚保護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tlantic Tunas） 仍如往例加碼制定配額為22000噸：一般預測實際捕捉量將仍在60000噸以上。歷年以來，限制捕捉黑鮪的力量，永遠敵不過各國產魚地區人們（不光是漁業，還包括與漁業及漁民有關各業養育的人們）所形成「看不見的手」所產生的力量，加上大商社從黑鮪身上獲利的力量。

國際會議有各種層面，以科學家為主，講大道理的國際組織如「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在此聯盟下會員國簽有「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 和「世界自然基金會」（WWF－World Wild Fund for Nature）， 在會議裡往往一致贊成禁捕、停捕、限捕，會員國中甚至從事黑鮪運銷的日本和捕黑鮪主要國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國的代表都投贊成限捕、禁捕的票。可是到專門辦理事務的「國際大西洋鮪魚保護委員會」（ICCA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tlantic Tunas）就走了樣，參加者還是那些國，出席代表也許同為出席ICUN和WWF的人，但限制卻大大的放寬。最後到實際捕捉量又更放大到科學家建議量的四倍。

現代先進的冷凍技術及設備在運輸和儲存上讓業者如虎添翼，處理好的鮪魚速凍到攝氏零下60度，可凍藏多年不變質。日本商社看好未來市場，不論目前市場銷量，能吸貨時盡量吸貨，美其名為撫平供應上的高低，實質是囤足稀有貨物，以待坐收奇貨可居之利。若真遇到來年全面停捕大西洋黑鮪，那也只對產魚地區不利，對販魚商社來說還是大利，他們可慢慢享受高價出清存貨之樂。

說到「代替性魚種」（代替黑鮪供人作生魚片美食的魚種），首選當然是黃鰭鮪 (Yellowfin，科學名Thunnus albacores ) 了，目前這種鮪魚在世界上的數量還不算太少，「瀕臨絕種的危險等級」被評為LC（Lowest risk輕度瀕危），用它做生魚片或壽司也是上品，口味也不差，當然黑鮪美味又是物以稀為貴，相較之下黃鰭魚價廉得多，一尾較大的黃鰭魚在菲律賓收購價為700美元。11月16日出版的時代雜誌(TIME) 有一篇題為〝A Tough Catch〞的專題，對企業在菲律賓捕捉黃鰭鮪有詳細的報導。照這樣捕撈下去，黃鰭鮪很快就會遭到和黑鮪同樣的命運。讀友有興趣的話，請點閱時代雜誌公開在網上的錄影和照片：

視頻及說明

照片13張附文字說明


富人的消費固然能促進經濟繁榮，但若消費不當所產生的負面效應為害也不淺，誠如以上時報雜誌提供的錄影中，在菲律賓從事鮪魚出口生意的美國人約翰海智說：如果我們不重視和保護物資的來源，我們就會喪失了它！

專營小道消息的職業病

有「天涯社區」網站從「今日新聞」轉載了我的一篇《滿洲國要復活了》如下：
http://groups.tianya.cn/bulo/ShowArticle.asp?idWriter=0&Key=0&buloid=4074&ArticleID=689653
「《伪“满洲国”余孽阴谋复辟》
作者孙亨利，笔名阿修伯，计算机程序师，曾在台湾任教于大学，赴美后从海运船务主管退休，现居加州。」

他們說我孫亨利的筆名是阿修伯，不知從何而來？我想對他們說我不是阿修伯，可是怎麼找都找不到他們的聯絡郵址。想用他們給讀者發表「信息」的園地，但又被拒於冷酷的「注意：非注册用户没有发表信息的权利。」門外。為了向他們乞求這項「權利」，我折騰了半天登記好後，獲告知要去看他們給我的電郵。打開電郵一看，可使我傻了眼，他們電郵裡的文字都是些符號，不知說些什麼或有何指示。於是我就用回郵的方式，告訴他們我要說的只是：「孫亨利、阿修伯各有其人，希望改正。」但已事隔多日仍不見他們有何行動。

「今日新聞論壇」分別把阿修伯、孫亨利或任何一位作者的個別簡介，在每篇文章貼出時，文前、文後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般人應該不會搞錯，他們如何會搞錯的？只有讓他們自己去檢討了，我只希望他們立即改正。怕不是專門發掘小道消息者，慣於用「自由心證」的職業病吧！？

悲情中塑造樣板－－兼論中國不能不強！

日本軍國主義者慣用尋釁的方式製造它侵略的正當性，使它無人性的獸行有所藉口；或在災難悲情中捏造出被統制人民真情對統制者敬愛的樣板故事，作為「皇民化教育」的典範。若無災難發生時也要造一個災難，在真的有災難時極不輕易放過利用悲情。

台灣地區最有名的「皇民化教育」樣板故事有：《君之代少年》和《莎韻之鐘》。前者發生在1935年，故事主角為一10歲男童；後者發生在1938年，故事主角為一17歲少女。這一對金童玉女都在自然災禍中傷失生命，兩者均為單純的鄉村少年，正符合日本軍國主義者用作樣板的合適人選。這些樣板故事被大事宣揚，編入教科書；拍成電影等。在當時的台灣、滿洲、朝鮮、琉球、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等殖民地被充當「皇民化」教育的典範，台灣榮登上述各地的示範殖民地。

1935年4月21日清晨台灣新竹地區發生了芮氏7.1級的大地震，與震央不遠的苗栗傷亡也很慘重，就讀苗栗公館公學校〔供殖民地兒童上的小學〕三年級的10歲少年詹德坤被倒塌的房屋壓成重傷，送醫後延至4月23日不治身亡。

據公館公學校長橋邊一好層層上報的公文中描述，說詹德坤在就醫過程中，堅持不說台灣話，且於彌留期間大聲吟誦日本國歌〈君之代〉【註一】，此舉受到台灣第16任總督中川健藏的明令表揚，為詹德坤塑造了「君之代少年銅像」，1936年4月23日詹德坤一周年祭時舉行了「詹德坤少年頌德紀念像」揭幕典禮，銅像設在校門對面，交通必經之地，從此以後學生上下學經過銅像時，都要脫帽立正向銅像行鞠躬禮。不但學生如此，所有經過的路人、警察、校長、老師都要畢恭畢敬向銅像行禮，坐在車裡的人也要下車行禮後才能通行。每年4月23日詹德坤忌日，校長、地方首長、各界人士、詹生家屬及全校師生都到銅像前參加祭拜儀式，日本和尚會來誦經。

20世紀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抬頭，但同為軍國主義卻有兩大派別，統制派和皇道派相互傾軋。1936年日本發生了二二六事件，東條英機為首的統制派軍國主義弭平了皇道派軍國主義的「政變」，借機殘酷清理敵對的皇道派，於是軍國主義勢力在統制派獨攬下更形鞏固，接著就積極擴大侵華戰爭。從1936年9月2日第17任台灣總督小林躋造海軍大將到任起，台灣總督一職恢復由武官來擔任，以配合擴大侵華戰爭的行動。

日本為侵華戰爭所需，欲取得殖民地的資源和人力，為了順利有效達到此目的，必須設法使殖民地人民和日本同心協力。從1937年起新發起的「皇民化運動」就在台、滿、朝、琉、馬、港、新等各殖民地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君之代少年」的故事正逢其時，就被用來作為宣傳重點，熱鬧程度每年都在提升，並於1942年將「君之代少年」的事蹟編入日本本土及其殖民地的義務教育學校三年級的「國語」（「日本國語」）教科書。台灣苗栗的公館公學校便成為全日本及其海外殖民地出了名的「君之代少年」學校，該校校歌也為之改寫歌詞，將「吾等君之代少年」口號寫入校歌歌詞，後又在日本對台徵兵時延伸變化此口號為「吾等君之代青年」，成為台灣新兵入伍的光榮口號。

在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侵華戰爭初期的淞滬會戰、南京攻城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等戰役中，日軍共傷亡約20萬人，大出日寇的意料，中國軍民犧牲的人數雖超過此數，光南京一役日軍就殘殺了中國軍民30餘萬人。但日本小國要和中華大國如此相拼，日本無異自取滅亡。開戰時夜郎自大的日寇還宣稱三個月內要滅亡中國，一年二個月後的此時日寇始知騎虎難下，但已不可自拔了。

因在中國戰場上日軍要大量補充兵源，在台灣的日本警察首列為徵召對象。1938年9月，台北州蘇澳郡南澳（今宜蘭縣南澳鄉）利有亨駐在所的警手田北【註二】收到了召集令，必須離開現職，限期前往集合地報到。那時原住民部落的日本警察都要兼任「蕃童教育所」的教員，南澳利有亨部落泰雅族17歲少女莎韻（泰雅語發音Sayun，日語サヨン，另有中譯「莎勇」或「莎鴦」）是該警手的學生，她家原住在霧社，在一次抗日慘痛事件後，殘餘部落蕃民被強迫遷來南澳。莎韻在9月27日送老師下山的途中墜溪傷命的故事有不同版本，主要的不同是莎韻有沒有替老師背負或擔送行李。

根據當時台灣第一大報《台灣日日新報》在出事後兩日，即9月29日的報導是：「蘇澳蕃地利有亨杜一四番戶戶主哈勇‧麥巴歐六女蕃婦莎勇‧哈勇（十七歲）二十七日早晨五時，由於利有亨駐在所柿田警手下山之故，與同社十一人一起送行，並為其搬運行李，由利有亨社出發，途中經過塔比亞罕社下方南溪上架設的臨時木橋時，失足墜落於因前一天晚上豪雨而水漲的激流中行蹤不明。南澳分室岡田警部補、巡查、警手指揮南澳高砂族，搜查結果，在距離墜落地點約十五丁（按：一丁約合109公尺）的下游，發現莎勇‧哈勇所擔送的該警手的行李箱二個，但尚未發現屍體。」(以上摘錄自陳其澎教授所著《台灣日治時期殖民現代性的研究》一文中所引用的《台灣日日新報》新聞報導的中文翻譯版。）筆者的看法是：送行人共有十一人之多，應不乏年輕壯漢，且警士行李不多，不可能讓少女一人擔送二個行李箱，這多半是不可信的傳說。

維基百科所記的「事件經過」是：「警手田北正記，接到了由台灣總督府發布的從軍徵召令，並立即依法離職前往中國戰場。因南澳一地位於台灣宜蘭山區，教育所教師田北正記特商請學生莎韻協助搬運行李。兩人在行經宜蘭山區途中，不但遇到暴風雨，還在過渡武塔南溪時，碰到溪水暴漲。在天候惡劣下，田北正記雖順利離開宜蘭，但是同行的泰雅族17歲少女莎韻卻在暴風雨中不幸於南溪便橋上，失足落水失蹤。經當地警所營救後，除了發現所背負行李外，並無莎韻任何行蹤。」筆者的看法是：此說警手商請少女學生協助搬運行李，兩人（無他人）行經宜蘭山區途中…等語。有些像描寫情侶出遊，更不可信。

又根據李香蘭主演的《サヨンの鐘》（《莎韻之鐘》）電影情節，莎韻墜溪那天的情況是這樣的：

9月27日天未明時，莎韻與番社民眾及同學們共40人左右 (筆者根據黑夜鏡頭中火把的數目)唱著日本軍歌《台灣軍之歌》【註三】，冒雨參加篝火惜別會後，由六、七壯漢送田北警手及其簡單行李下山，在其他人高舉雙臂，呼「萬歲！萬歲！萬歲！…」聲中上路。本來莎韻和其他人一樣不必送行，但莎韻自己要求要參加，大伙兒拿著火把一路下山。田北警手的簡單行李分別由一、二身強的壯漢背負著，不曾也不會輪到莎韻去背負。

當一行七、八人(根據鏡頭中火把光點數)走到武搭南溪時，見溪水已暴漲到獨木橋的橋面了，水流湍急獨木橋岌岌可危。警手老師停下腳步請莎韻回去，不必送過橋了。警手老師和六、七個年輕壯漢過了橋。莎韻對老師不捨，還想繼續送行，考慮之後便獨自走上了橋欲追趕到前面的老師。當莎韻剛過橋的一刻，舉起雙臂及火把向前隊人大呼「萬歲」時，後面的橋突然被激流沖垮，發出一聲巨響，莎韻吃驚地轉頭向後一看，在斜坡上腳步沒有站穩，一失足便滾入溪流。前行的警手和同伴們聽到後面莎韻呼「萬歲」聲時都回頭向後看，見一火把的光在河邊，但只一瞬間只聽一聲短促的驚叫聲後火把光即熄滅。大家警覺事態嚴重，趕緊奔到橋頭，發現獨木橋已不見，向下游方向追尋，都不見莎韻蹤影。

以上就是李香蘭主演的《莎韻之鐘》電影中有關莎韻墮溪的情節，筆者認為較為合理。

莎韻墜溪後之隔日，即昭和十三年(1938年)9月29日《台灣日日新報》以簡短新聞報導「番婦落溪，行方不明」，以一件普通意外事件的地方新聞處理，無任何「皇民偉大愛國」的渲染，可見日本媒體開始時並無炒作這一事件的企圖。

兩個月後的11月26日，地方上的「女子青年團」（相當於國府遷台後的「青年救國團」）發起舉行「少女莎韻追悼會，」台灣總督府也派多位官員參加，在中國戰場上莎韻的老師也拍發電報至追悼會表示感激與懷念之意，於是莎韻墮溪意外事件便被渲染成「愛國行為」，

從此以後莎韻的意外事件便被越炒越熱，台北州知事到莎韻靈前祭祀並作詩一首，書報雜誌爭相為文報導，1941年首都台北的一次文藝晚會上有演出用該首詩編成的曲，由女高音歌唱家用泰雅族語及日文演唱，總督長谷川清也蒞臨欣賞。在深入了解故事後長谷川清決定表揚莎韻，並以此為皇民化教育的宣導教材。

1941年4月14日長谷川清在總督府接見了莎韻家屬和女子青年團團員，並頒贈銅鐘一座，上刻有「愛國乙女サヨンの鐘」（愛國少女莎韻之鐘）字樣。「サヨンの鐘」（「莎韻之鐘」）一詞旋成為莎韻這次墮溪意外事故的通用標題，由總督府帶動，立碑、畫像、作曲、演唱、話劇、電影等一系列宣傳活動就此展開。

有一首曲調優雅的歌曲《莎韻之鐘》（《サヨンの鐘》，假名：サヨンのかね，發音sayon no ka ne），就在此時流行了起來，一直到今天還在流行。可是這首歌今天有兩個版本，外省人來台後多了一個中文版本，曲調同而詞義不同，歌名為《月光小夜曲》，那也是親日台獨分子善用的面具伎倆：當它用中文唱時，歌名為《月光小夜曲》，情調中充滿著柔情蜜意的熱帶浪漫氣息，純粹是一首情歌，與皇民化一點關係都沒有，正好用來掩飾日文版皇民化思想侵略的罪行，就讓蔣經國聽到也會覺得台灣寶島真好，真有浪漫氣息。但當這首歌用日文唱時，歌名為《サヨンの鐘》，那是另一個面目，另一種情調，充滿忠誠於皇軍的憂傷恩情氣息，再加歌詞內容對莎韻精神的推崇和懷念，聽後對台灣人的心裡等於下了一劑皇民化毒藥，國民黨核心只有李登輝之類的人聽得懂，就讓蔣經國聽了也只以為我們台灣同胞真行，用國語浪漫之外還要用日語浪漫。台灣民間的歌廳、酒廊、遊覽車上唱的多半是日文版《サヨンの鐘》，台灣本地人和日本遊客在此歌聲下溶為一體。

將莎韻墮溪事件拍成電影是炒作的高潮。台灣總督府出資，由日本松竹映畫製作，豬飼助太郎編劇（請注意，日本人用豬作姓氏的一例，可見「中國豬」和「支那豬」是台灣人造出來的台罵），清水宏導演。電影的片名和前述歌名一樣，也稱《莎韻之鐘》，但片中另有主題歌名《莎韻之歌》，於1942年開拍。莎韻一角經透過滿洲映畫協會（滿映）的安排請到上海中華聯合製片公司（華聯）旗下大紅特紅能歌善演的明星李香蘭擔任，並由李香蘭在片中唱《莎韻之歌》。

李香蘭是日本人，可是此時沒有人知道她的日本身分，包括她的電影公司、媒體及所有的影迷，連請她演戲的日本人都不知道她是日本人。她祖父山口博因酷愛漢學，仰慕中國文化於1906年舉家遷到中國東北，此時她父親山口文雄還是個未婚少年，山口文雄後來在中國東北就業結婚。李香蘭於1920年生於撫順，其父之中國結拜兄弟姓李，故取中文姓名為李香蘭。

李香蘭酷愛歌唱和表演藝術，拜白俄歌唱家為師學習聲樂，她也是當時天津市長潘毓桂的乾女兒，以潘淑華之名就讀中國的女子中學，她能說一口道地的京片子，大家都以為她是北平人。李香蘭在少女時曾獲滿洲國流行歌曲大賞賽的冠軍。1937年李香蘭17歲便進入新成立的「滿洲映畫協會」(「滿映」) 當頭牌明星，但滿洲的日本殖民地色彩太重，她雖為頭牌，戲路卻不廣，盡演些中國女子崇尚日本侵略軍的角色。

1942年李香蘭改往上海發展，上海這個大埠當時雖在淪陷區，但究非日本殖民地，日本人在此不能太違逆中國文化。從電影公司的名字就可見到不同，李香蘭進的是「中華電影公司」和「中華聯合製片公司」，不是什麼「映圖」或「映畫」之類的「會社」。上海出品的電影要合中國市場的胃口，那些皇軍及穿和服的電影不但無人要看還要挨罵。李香蘭在歌唱和電影上和同時代的周璇、白光齊名。

李香蘭為礙於滿映的情面，於 1942年去台灣拍了沙韻之鐘。過去她在滿映時也曾演過中國女子崇尚日本侵略軍的角色，但她不知如今在中國出了名就不同了，1943年《莎韻之鐘》影片在各地上演時受到中國淪陷區影迷嚴厲批評，李香蘭也深感傷了影迷們的心，1944年她在北平的記者俱樂部舉行記者招待會，為其行為道歉，並宣佈脫離與「滿映」的關係，今後不再為「滿映」任何影片演任何角色。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前不久，上海大光明大戲院舉行李香蘭個人演唱會「夜來香幻想曲」，從演唱會的轟動情形就可知她已恢復了過去的聲望。

演唱會後不久日本投降，李香蘭以漢奸罪被中華民國政府逮捕。為免牢獄之災，本想做中國人的李香蘭，只得用人證物證來證明她是日本移民，不構成漢奸罪，獲無罪釋放但必須遣送回日本。李香蘭在中國東北出生，在中國長大、受教育，把她「遣送回日本」倒不如說把她「發配去日本」。

去日本後她改回日本名字「山口淑子」繼續她的演藝事業。曾兩次結婚一次離婚，38歲第二次結婚後即冠夫姓，全名改為大鷹淑子，棄影從政，她雖為自民黨但絕非右翼軍國主義者。 1993年11月3日獲頒授勳二等寶冠章後退休，現年89歲。她曾於2005年發表長文勸誡日本首相不要去參拜靖國神社，她說：「那會深深傷害中國人的心。」

李香蘭女士對中國的感情還是這麼深厚，令人感動。她演的《莎韻之鐘》電影中她親自唱的主題歌，曲名《莎韻之歌》，與本文前面所講，早於電影之前就流行的《莎韻之鐘》歌不同，此《莎韻之鐘》歌在台灣一直流行不衰並有《月光小夜曲》另一面目出現，這也是台獨慣用的方法，《月光小夜曲》是虛，《サヨンの鐘》是實，視場合及情勢之需，以不同面目出現。這點已有說明在前，在此不加贅述。若您剛才瀏覽本文時跳過了此段，不妨從這段開始往回倒數第9段再看一下。

論壇上有巴菲先生說外省族群被國民黨獨厚了，台灣族群被分化了，歧視了，是南部地下電台「洗腦」的結果吧？事實上應該是反過來說才對。

又說蔣介石靠日本軍團「霸佔」了台灣。試問日本軍團有如此聽話好用的嗎？若真如此聽話好用，中國還用八年抗戰嗎？事實上蔣「霸佔」了台灣，台灣才有今日。

自稱他是真正的台獨，與「日統派」是敵對的，可是當有人指責日統派升紅太陽旗時，自稱「真台獨」的人又會站出來幫「日統派」罵人。

他說台灣人唱「台灣軍之歌」不算和日本軍國主義感情牽連，他在幫他敵對的「日統派」說話。我就要請他看看本文【註三】中寫的「台灣軍之歌」歌詞和評論。

他說：「外省人歧視台灣人，在台中國人唱《莎韻之鐘》（月光小夜曲）就不是皇民。」他是真不懂還是假不懂？用《月光小夜曲》做幌子，得了便宜還賣乖。

最近還說「中國強是錯了，因為我們是台灣」。這是什麼邏輯？因為你是台灣，所以人家不該強嗎？

他稱日本軍國主義已非主流，卵石已不存在（已無礙），如此說來，他所敵對的「日統派」也不存在了。要知道日本軍國主義者，是暫時退居非主流，但隨時待發，不久前還在做中華民國的國策顧問呢！他們現在沒有閒著，正在國外大事佈局，滿洲國政府已在香港有組織了；台灣方面你們自稱「敵對的日統派」也是日本軍國主義佈的局，如果「日統派」是你們真台獨所敵對的，請你們一起來討伐，不必處處幫著說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一國慶的閱兵的確很成功，可是第二天電視上就看到台灣人燒五星旗，這到底是為那樁？你們是燒給日本人看的嗎？你們以為日本人不愛看中國人強，所以幫日本人出氣，是嗎？其實你們表錯情了。日本人看了中國這次閱兵可高興呢！日本最近一直向美國表示中國軍力有多強，希望美國賣給他們最先進的第五代戰機F-22，中國這次閱兵不正合日本人的意？

我要說的是：中國不能不強。因為日本軍國主義等在門口，等你不強，又來入侵。這一回它學乖了，可能不敢大膽蛇吞象去偷龔珍珠港，何況他還要討好美國，買美國的先進武器呢！屆時台灣、滿洲、香港又成日本的殖民地，台灣眾多受過多年地下電台洗腦的朋友會爭先恐後地去當「君之代少年」或「XX之鐘」的主角。為免此事成真，所以要高呼：中國不能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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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日本《君之代》國歌，日語「君が代」，（きみがよ，讀音「ki mi ga yo」），是世界上最短的國歌，其原文：「君が代は 千代に八 千代に 細石の 巌となりて 苔の生す まで」。中譯文：「我皇御統傳千代，一直傳到八千代，直到卵石變岩石，直到岩石長青苔。」起源於明治時代，在歷次侵略戰役中都用這首國歌，和它的「日之丸」國旗及有十六道紅光的「旭日軍旗」並進他國。戰後日本軍國主義者極力保住了侵略時的天皇、國歌、國旗和軍旗。

太平洋戰爭香港被日本佔領後，日本視香港為殖民地，日治下的香港把那首像兒歌般的日本國歌歌詞譯成如中國詩經般古雅的文句，還號稱是「官版中譯」，摘錄如下：「皇祚連綿兮久長 萬世不變兮悠長 小石凝結成巖兮 更巖生綠苔之祥」

最妙的是，日本人在原歌詞中以為八千代夠長久的了，但日治下的香港卻祈望日本天皇傳萬世。

香港親日程度一向不亞於台灣，目前是隱潛狀態，不如台灣那麼白熱化，但香港的親日潛力很大，滿洲國復國的大本營現在就暗設在香港，在滿洲國復國計劃中香港也將入滿洲國的版圖。

註二：筆者分別參考三個資料來源，所得該警手的姓氏各異：《維基百科》為「田北」；「松竹映畫」《サヨンの鐘》電影為「武田」；而台灣陳其澎教授發表的《台灣日治時期殖民現代性的研究》一文中說是「柿田」。

註三：日本軍歌或進行曲都脫不開日本小調的本色，無一首俱有像法國的《馬賽進行曲》或中國的《義勇軍進行曲》那種雄偉壯麗的氣勢。世界上軍歌或進行曲的歌詞都是聲張正義、鼓舞士氣、激揚勇敢大無畏精神的，唯獨日本軍歌卻把侵略惡行寫到歌詞裡去。《台灣軍之歌》最不恰當的是下列這段歌詞：

滬寧のいくさ武漢戦　　海南島に南寧に
彈雨の中を幾山河　　無双の勇と謳われて
精鋭名あるみんなみの
護りは我等　臺灣軍
あゝ　嚴として　臺灣軍

這幾句日文不用翻譯也看得懂。歌詞中首兩字「滬寧」的「滬」是中文「上海」的別稱；「寧」是中文「南京」的別稱，日寇竟大言不慚地把強盜行為的侵略戰寫入歌詞，也包括了淞滬戰役和南京大屠殺無恥獸行。

日本佔礁石稱離島強增海域封中國

日本一共有多少島嶼？筆者的答案是：「不定數」，因為日本人隨時都在宣佈那些海中的礁石是屬於他們的「離島」，數字不斷在增加，更何況即使日本單方面宣佈了，鄰國若不以為然，那又是一個「不確定」。

雖然是「不定數」，但一般能說出一個大约數的人。都半會說日本包括它的基本四大島──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共有二千幾百個島嶼组成。後來美國把琉球群島送給了日本，因此這個大约數就為「約2900個」，一直到上（10）月28日之前我的認知還是「約2900個」。大英百科全書也許比較保守的關係，連這樣的大约數也不願表示，只說〝It consists of four main islands and of numerous smaller islands. 〞（它由四大主島和為數眾多的小島組成。）

大家對日本有幾個島都不清楚，更遑論搞清它有多長的海岸線，查到的資枓有約30,000至33,000公里（千米）不等，和中國的海岸線32000公里差不多長。（請見下面連接維基百科的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4%B8%AD%E5%9B%BD%E6%B5%B7%E5%B2%B8%E7%BA%BF
可是網上有人還為日本海岸線長還是中國海岸線長爭論不休。中、日海岸線不同的特色是：中國海岸線大部份(56%強)是北起鴨綠江口，南至北侖河口的大陸岸線構成；而日本的海岸線全部是海島岸線，有很大部份是由弹丸小島構成而累結的長海岸線，有的小島漲潮時直徑1公里，退潮時直徑2公里。再加本州島、四國島、九州島中間的瀨户內海及內海中許多島嶼，相當於內部的岸線，不是沿國境的岸線，也是它海岸線長度構成的一大特色。

不久前有電子新聞報導稱，日本防衛白皮書指出中國海軍已成長到超過它防衛所需的程度。（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後，才被限制發展武力不得超過它防衛所需，今卻得意忘形，戰敗國反要限制戰勝國武力不得超過防衛所需。）該新聞後面的「讀者留言」中有一則留言稱：「我看來看去中國都是一個內陸國家…」。筆者讀後深感此高人可能是日本海洋政策本部的成員，也可能是圍棋高手，在地圖上看中國雖有很長的海岸線，但他知道中國進入太平洋的出路都已被日本封死，等於是個內陸國家。

日本「讀賣新聞」10月28日的社論呼籲日本政府要確保海洋權益，該社論指出日本有6847個離島。這是孤陋寡聞的筆者前所未聞的數字，由约為2900個劇增到6847個，增加了1.36倍，的確非常驚人，而且這個數字精確到個位數，想必是在海圖上逐島標示列册的結果。

該社論特別指出「沖ノ鳥島」(Okinotori Shima) 這個有爭論性的「島／礁」，社論稱：中國認為這是公海上的一個礁岩，並在周邊海域頻繁進行海洋調查，防衛省研判中國此舉在採集潛艦活動所需資料。社論希望日本政府對中國的「礁岩」之說在國際場合要妥為反駁，以期爭取他國支持。

日本出版的地圖將它名之為「沖ノ鳥島」並注明為屬東京管轄；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出版的地圖稱它為Parece Vela，但也注明是Japan的。在海圖上找到這一「點」位於北緯20.4度，東經136.1度，在日本東京之南微偏西13度，與東京相距約2000公里之遙的南太平洋菲律賓海北端。日本佔島的第一步是為島或礁改為日本名，並稱它為Shima、Jima、Retto或Shodo等。

讀賣新聞社論還提到「男鳥島」(Minamitori Shima)、「沖大東島」(Okidaito Jima) 和沖之鳥島同樣可設定專屬經濟海域(EEZ, 200浬) 的島嶼。誠如上述中國進入太平洋的出路都已被日本封死，唯有南太平洋一隅尚嫌薄弱，所以要加緊努力主張這幾個「島」的主權。

筆者要喚起大家重視海上任何小點的主權，日本只要在海上有一點小礁石能稱為「領土」，則在此點四周以200浬(1浬=1.852公里；200浬=370.4公里) 為半徑畫一圓就是它的經濟海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這個圓的面積是直經乘3.1416再乘半徑再除以2，也就是半經平方乘3.1416，答案是431015.456。即使身為領土的小礁石大小不計，由此小礁石衍生出來的431015多平方公里的大海就成為日本控制下的海域了。日本國土總面積才只有377800平方公里，這海上一小點「領土」的經濟海域就比它本土還大。雖然經濟海域不比領土的自主權強，任何船舶可在此海域航行通過，但行動都必須對經濟主權國透明化。

日本政府內閣官房設有「綜合海洋政策本部」，擬定具體的善用離島對策。 日本最大經濟團體「經團連」，曾將日本的專屬經濟海域分為七大類，將離島視為國際研究觀測基地、海洋資源調查基地、水產基地等，甚至提議適當地在無離島的海域設立「浮動式海洋基地」。

讀賣新聞這篇社論雖為呼籲日本政府要確保海洋權益，希望日本政府對中國的「礁岩」之說在國際場合要妥為反駁，以期爭取他國對日本支持，但又何嘗不是對中國政府敲響了警鐘。


筆者按：這篇拙稿停停寫寫了好幾天，於今日（美西2009年11月6日）開始寫倒數第四段之前拜讀到CarolC的大作《南太平洋的小礁石》,請見：
http://blog.nownews.com/carolc/textview.php?file=350202
實在太巧了，連我的題目也和她一樣，所以我立即改了我的題目，並匆匆寫完此文以呼應CarolC的宏論。

從太平輪扯到鐵達尼

最近有人發起追憶太平輪沉沒事件，曾多次見到追憶此事的新聞報導，但總覺得有些記述很不真實。歷史上的船難真相應以官方擋案資料為準（本文即將引述於後）。至於生還旅客在一甲子以後的回憶，不一定可用作口述歷史，採信度須視其記憶能力與所談話題是否在其知識範圍以內來決定，不合常識的描述當屬不可信。前些時候讀到報導稱太平輪出事當時「因燈火管制，夜間在海中航行未開航行燈。」筆者就覺得這種說法很不可信。

太平輪出事那天是1949年（民國38年）1月27日晚間23時45分，在舟山群島附近的東海上向台灣基隆航行中，此時東海並非戰區，共軍軍力不可能到達東海，何須燈火管制？共軍那時都在陸上打扙，4月才渡長江，4月23日攻佔南京，5月23日（從陸上）攻佔杭州後，才發動（從陸上包抄）對上海總攻，1949年5月27日攻佔上海。由此可見，太平輪早在1月27日從上海啟航，並非在戰火中匆促離埠，對航海者來說那個時期，海上航行環境與平時無異，駛離上海出長江後一切歸於平靜如同無戰事一樣，如果該輪那次未出事，可能台滬間還可以跑幾航次呢。

10月14日又讀到今日新聞的「生活中心／台北報導」有一篇題目為《東方鐵達尼號「黃金船」太平輪沉沒60年悲劇多》
http://www.nownews.com/2009/10/14/162-2519110.htm

文內說：太平輪「沿著上海黃埔（浦）江啟航，準備開往基隆港，結果因為閃躲宵禁，沒有掛信號燈的太平輪與運煤船建元輪相撞，短短時間就沉入舟山群島附近。」這次說到燈火管制的原因是「閃躲宵禁」，在夜間不准航行（宵禁）下偷偷航行，所以要閃躲。為了閃躲，而不「掛信號燈」，因此與建元輪相撞（顯然建元輪也未「掛信號燈」）。我覺得這樣說法比最近讀到的其他報導更不可信，再加與「鐵達尼號」相提並論，還有「黃金船」的稱號須要補充，使我今天非要發表一下淺見不可。

當時陸上戰事緊張，上海黃浦江是上海市的內河港灣，戰爭迫近之際黃浦江內夜間不准航行是有可能的。根據資料，兩船碰撞處是在舟山附近的海面，此處拒離黃浦江口至少有70海浬(約80英里），碰撞時間是1949年1月27日晚上23時45分，太平輪的船速約10節左右（每小時10海浬，那時的老式輪船再加上滿載，不會太快。）由此可算出太平輪約在7小時前，也就是宵禁之前的27日下午4點45分（16:45時）駛出黃浦江的吳淞口。

大海不是內河，在大海中無下錨處，對航行在東海的國內外船舶不可能實施宵禁，下令「日行夜泊」。不但情勢上不需要（東海不是戰區），技術上也不可能（大海中不可能日行夜泊），所以太平輪此時此地不必閃躲宵禁。

《東方鐵達尼號「黃金船」太平輪沉沒60年悲劇多》這篇報導中所稱的「信號燈」想必為「航行燈」之誤，「航行燈」【註】的照射角度都有嚴格規定，必須是船上的固定裝置，並非使用時才掛上去的掛燈，「航行燈」的作用是使夜間航行中的船舶，能相互看到對方的位置和航行方向。夜間在使用航行燈時，為了不使船上其他燈光錯亂了航行燈光，妨礙他船對本船的識別，或本船其他燈光照亮了近處，妨礙本船航海者眼觀遠處的視覺，所以往往會通知全船不得將房中燈光外洩。此舉很容易讓戰亂中的旅客誤以為是燈火管制。再加船在夜間航行，不像汽車一樣要用照明燈探路，航行燈都照向船外遠方，船上旅客不易察覺，這種情形也容易使戰亂中的旅客誤認為是燈火管制。

註：船舶夜間航行供他船認出我船位置及航行方向的燈稱為「航行燈」（Navigation Lights也稱 Running Lights），航行燈的功用純如上述，並不為照明而設。40總噸以上機動船舶的航行燈組基本上包括：（一）前桅或船艏燈，離船艙高20至40英尺處，裝設一燈，其白色光向前方照射225度（習慣上，按羅盤方位，分圓周360度為32 points，1 point = 11.25 度，所以225度便稱為20 points。）照射範圍從船艏正前方為中點向左、右各10 points（112.5 度），合計為20 points(225度) ，光的強度，夜間晴天，要在距離5海浬處能見到；（二）主桅Range燈，在主桅上或主桅附近，至少要比上述船艏燈高15英尺，與船艏燈的水平距離至少為垂直距離的三倍，裝設一燈，其光色、照射角度範圍、強度都與船艏燈相同。船身總長度少於150英尺者可裝，也可不裝此燈；（三）舷燈，左舷紅燈，照射範圍從船正前方向左10 points，右舷綠燈，照射範圍從船正前方向右10 points，左、右紅綠舷燈的高度相等，舷燈光的強度須使2海浬外能見到；（四）船尾燈，白色向後方照射12 points，光強達2海浬可見，此燈裝設的高度約與左右舷燈等高。上述（一）（二）（四）三白燈均必須位於船的中心線或「龍骨」的同一垂直面上。

而這則報導還將太平輪意外事故比作「東方鐵達尼號」，不知兩則間有無相似之處？筆者為便於比較，先將鐵達尼號船難事件略述於後：

46328總噸，排水量52310噸的郵輪鐵達尼號（RMS Titanic）是當時最先進造船工程下的產物，號稱永不沉沒(unsinkable) ，又配上超過安全規定的救生及安全設備，和有經驗的船員，不料在首航途中，1912年4月14日23:40時擦撞冰山而漏水。鐵達尼號在擦撞冰山2小時40分後才沉沒，有如此充分的時間可供逃生，且當時海面很平靜，可是全船 2223人中仍有1517 人 (68%強) 喪生，是很值得檢討的。此次沉船意外促成了英國貿易部大幅度修改海事安全法規。

鐵達尼號船難的記錄做得很詳細，保存了全船喪亡和得救的船員和旅客名單，從意外發生，救難經過，每艘救生艇放下的時間和艇上被救人的姓名都有記綠。鐵達尼號下沉的過程都按時記錄，何時船艏沒入水中船尾蹺起，露出推進器，電燈全部熄滅，何時第一煙囪倒下壓到駕駛台和水中的人，何時船體在何處折斷，船的前段沉入水中，何時船尾向上方直立沉入海面，等。

之前英國貿易部以船的總噸位數來規定船上至少須具備救生艇的數量。鐵達尼號的20艘救生艇已超過法定所需，可是這20 艘救生艇全部容量只能載1178人，而鐵達尼號的設計最高載人容量（包括船員）為3547人，出事時全船人數（包括船員）為2223人，救生艇容量不夠分配全船人搭載。在此不夠分配下，仍有很多艘救生艇僅載了少數幾人，例如4月15日00:40時第一艘放下水的右舷7號救生艇容量可載65人，但只載了28人（4.3成滿），尤有甚者15分鐘後第5艘放下水的1號救生艇，可容納40人，但只載了12人（3成滿）。

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是：剛發生撞冰山時船上旅客並不警覺有立即性的危險，全船仍有電燈，樂隊仍在演奏，大家都不想棄安樂的大船跳上冒險的小船。又因在「女性和兒童優先」的規定下，女人們缺少帶頭冒險棄大船上小船的膽量，也不預知眼前平穩的大船將會在兩小時後沉沒。有指揮放救生艇的船副一扳一眼，只讓划漿的男子上救生艇，即使艇上有空位無女人肯上時也不讓男人上去。在02:05時鐵達尼號的船艏已沒入水中，除了兩艘保留到最後放下的救生艇外，其餘18艘全已放下。當大船危急時放下的救生艇都是超載。最後的那兩艘在海水淹上時漂浮入海，但一艘翻覆，另一艘艇內灌滿了海水。鐵達尼虢於02:20時完全沉沒後，很多人漂浮在冰冷的海水中，先放下去的18艘救生艇，只有二艘划回來救人，但只救到不多幾人，有的救上救生艇後不久即死亡。當郵輪卡泊西亞號(RMS Carpathia) 加足馬力趕到現場時已4月15日凌晨04:10時，08:30時完成將所有生還者救上大船，08:50駛離現場航向紐約。

關於太平、建元兩輪碰撞的意外事件，下面重點摘錄自可靠的官方檔案資枓《上海地方志》，供讀友參考比較：

民國38年(1949年)1月27日，中聯輪船公司向太平船務貿易公司租賃的2489總噸的太平號客貨輪，載著鋼材600噸，中央銀行重要卷宗帳冊18箱，東南日報整套印刷器材、白報紙及大批參考資料100多噸，全部貨載共2093噸。該船乘客容量雖以514人為限，但除購票旅客508人外，又增加300多人無票旅客，船員124人，由上海駛往基隆途中，於晚間23時45分，航行至浙江舟山群島附近海面，北緯30度25分：東經122度，突然與由台灣航向上海的益祥輪船公司建元號貨輪碰撞，太平輪的船艏撞進建元輪的第二貨艙，5分鐘內建元輪沉沒。建元輪上72名船員，除二人逃到太平輪上，餘均隨船與所載2700噸煤和木材沉入海底。

建元輪已在短時間內沉沒，但太平輪也發生船底嚴重漏水，無暇在海面救助落水的建元輪船員，加足馬力向舟山群島方向開去，企圖坐灘擱淺，以便逃生待救。15分鐘後未及達到淺灘，太平輪便逐漸下沉。船上旅客808多人，船員124人，及建元輪逃上的船員2人，總數934餘人全部落水。數小時後一艘澳大利亞軍艦趕來，救起38人，其中船員6人，旅客32人，除此38人外，全部罹難。（請注意此時東海上外國軍艦都在航行無阻，不可能有「宵禁」。）

遇難者家屬赴中聯公司探詢，公司職員不敢應付而畏避，致使家屬在悲憤下搗毀中聯公司辦公室後，繼續往該公司總經理家搗毀家具。遇難家屬旋即組成聯合會，向交通部航政局和上海市政府請求處理善後事宜。之後，中聯公司曾分別租用招商局海川輪及中央航空公司專機帶家屬代表前往出事海域搜尋，但一無所獲。再洽海關派艦赴現場精密搜尋，始終未發現該兩沉船所在。

《上海志》對本案的結論是：「據航海界人士判斷，失事地點正當白洋山、白節山和三星島的三角航道上，輪船航經該處，稍有疏忽，即可能失事，該航道水深湍急，船隻及尸體打撈工作，技術上非常困難。失事原因因兩船船長及駕駛人員均已遇難，無從查究，惟以旅客家屬代表指陳：(1) 太平輪嚴重超載，且誤船期；(2) 行駛太快；(3) 趕走小路。兩輪均為在黃浦江戒嚴時間前趕出或趕進吳淞口，以便到港度歲，不幸相撞。」

筆者對此三點指陳的看法是：

(1) 太平輪嚴重超載旅客，救生設備短缺是很明顯的，中華民國政府主管當局未盡督導、查驗之責，如果太平輪在上海開航時主管機關有負責的官員查出該輪大量超載旅客，不准結關離埠，此時那300多人無票旅客勢必要留下，不能成行，那些好不容易靠關係才能上到船的人，如今又被攔阻，不得搭乘，是何等的失望！那位為他們安全，救他們性命的官員可能會被罵得不敢出門。放到今天的台灣，立法委員還會叫那官員道歉並下台；

(2) 行駛太快，不會是問題。這種船在海洋中不會快到不好操縱。那天晚上能見度沒有說不好，正式記錄上也未說沒有開航行燈，那個年代有些船裝有雷達，有些船沒有雷達，即使沒有雷達，兩船在距離5海浬時就可見到對方的航行燈，航海者見了航行燈就可立判誰必須讓誰的路，不等兩船接近，早就把路讓好，筆者的判斷是當時（23:45時），兩船都正是最資淺的三副在當班，沒有經驗又不夠警覺。舟山群島附近航道比較複雜，在8到12時三副班上不可讓他全程獨當一面，船長必須隨時出來巡視或坐正駕駛台，船長若因大累，疏於視察，就可能釀成巨禍。

（3）看撞船處的位置可知兩輪都在趕走小路，從「兩輪均為在黃浦江戒嚴時間前趕出或趕進吳淞口，以便到港度歲，不幸相撞。」的陳述，就可見黃浦江內每天確有戒嚴時間，也就是宵禁，也可見海上並沒有宵禁。太平輪此時已經於7小時前趕出黃浦江，現在因為船期落後，所以走舟山群島間的「小路」趕去基隆；建元輪相反方向走同一小路趕去上海，再走70海浬就可到黃浦江的吳淞口，預計此時天已亮，宵禁解除，正好進港過春節。

《今日新聞網》的這篇報導還稱「當年太平輪還被稱為『黃金船』，因為許多人是身上綁著金條上船的…」當時逃難旅客身上必帶金條銀元，但數量畢竟有限，實際帶多少沒有記錄，就算平均一人帶20兩（一家五口帶100兩），1000人才帶2萬兩，就算加倍也不過4萬兩，比起有記錄的官方運送黃金到台灣的數量，前後共800萬兩之多，就小巫見大巫了。第一批運台黃金就有200萬兩，於1948年11月底由海關緝私艦500噸的「海星號」運送，此「海星號」及以後各批運送的船才真正可被稱為『黃金船』。現在美國加州任醫生的雙料博士(醫學搏士和哲學傅士）吳興鏞先生記述他那替蔣介石監管（軍費）黃金的父親，手頭有第一手資料，曾先後在《傳記文學》發表過一些關於黃金運台方面的文章。並出版了專書，書名《黃金檔案》，台北時英出版杜，民國96年(2007年)10月出版，有興趣者此書值得一讀。

兩岸間的一顆卵石

我們慣稱障礙物為石頭，海峽兩岸間的石頭是一顆卵石，不但會絆倒人，不小心踏在上面還會滑倒，如果大家都注意到了，就很容易把卵石移開。讓我們先來看一下與卵石有關的一首歌詞：

「我皇御統傳千代，一直傳到八千代，直到卵石變岩石，直到岩石長青苔。」像是一首兒歌，其實那是日本國歌《君之代》的全部歌詞，原文是：「君が代は 千代に八 千代に 細石の 巌となりて 苔の生す まで」。日治時期台灣出過「君之代少年」，使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中的典範，享譽全日本及台、滿、朝、港、馬、星各殖民地。

日本在二戰無條件投降之前政府的任何立法公告，戰後均告失效，因此日本並無繼承戰前的紅太陽國旗和《君之代》國歌的法律依據，直到1999年8月9日，日本參議院在右派軍國主義優勢下才通過了《國旗及國歌法》，並不加更改，完全恢復了戰前軍國主義國旗和國歌的合法地位，但當時日本國內有很多人士並不認同侵略他國時用的國旗和國歌，例如有學校音樂老師拒絕校長要求彈鋼琴為全校師生合唱《君之代》伴奏者。

相較之下台灣的台獨比日本人還日本，此話怎講？我們要用一首台獨愛唱的《台灣軍之歌》來說明。《台灣軍之歌》的由來是1938年間日軍在中國戰場上一年多下來傷亡約20萬人之眾，大出他們當初誇下海口「三個月內滅亡中國」所料，亟需台灣補充兵源，所以編了這首名為軍歌，實是小調的唱曲，以振奮台灣兵的士氣。大言不慚地把強盜行為的侵略戰寫入歌詞，包括了淞滬、南京、武漢等屠殺中國人的戰役，若至今有人還視此獸行為光榮聖戰，日後難保不想重演。奇怪的是，直到今日，台獨群眾在示威遊行時，還格外有精神地集體齊唱那首有侵華歌詞的《台灣軍之歌》。

這並不是唱的人受到當年日本皇民化教育的深遠影響所致，因為這些人在當年根本還沒有出世。日本在中國戰場上大大受損，不能自拔後，為了想獲得殖民地人民的同心協力，以便順利取得物資和兵源，才開始「皇民化運動」，在此之前殖民地人民根本沒有資格成為皇民。所以此時確有一些台灣人受寵若驚。

今天台獨分子特別有精神齊唱《台灣軍之歌》的真正原因是：他們都有日本極右派軍國主義者的感情牽連，這種牽連都是由過去二十年來台灣政府的領導人所促成。

台獨、民進黨這二者實為同一體的兩種化身，並且都是日本極右派軍國主義者的代言人，為了選票分別戴不同面具而已，最高明的還曾戴國民黨的面具，並擔任國民黨的高層。

民進黨本身就是一條變色蟲，一會兒標榜自己是台獨，一會兒又把黨章中的「台獨黨綱」註消了。不論他們戴什麼面具，只要看他們的行徑就知他們都是日本極右派軍國主義者的台灣代理人，不過有時他們的小動作，外地人不容易發覺，所以不少不知台灣民情，不熱悉日本軍國主義特性的兩岸問題專家，談起兩岸問題來就有些隔靴搔癢，這些專家的特色是愛把問題用「框架」框起來談，框架以外的一概不談。他們跟著流行用「框架」這個名詞，看起來是很專業的，可惜的是在他們的框架裡找不到那顆要變岩石長青苔的卵石，而這顆卵石才真正是兩岸和好的障礙物。

台獨他們和日本極右派軍國主義分子沆瀣一氣，甚至在當政時還聘請日本極右派軍國主義分子為國策顧問，二十年來潛移默化，利用台灣群眾的本土化懷舊心理、製造氣氛，用悲情煽情、譁眾取寵，帶動皇民化運動。又縱容南部地下電台，親日反華的言論不斷，領導人還武斷宣稱「釣魚島是日本的」等超立場言論。

今日台灣政黨輪替後，台獨的小動作仍不少，他們遇「中」遇「華」必反，他們反中國人民；他們反中華歷史、文化；他們把自身置於「中國」之外，稱大陸為「中國」，許多非台獨人士也潛移默化跟著如此稱；他們稱大陸的同胞為「中國人」，甚至很有敵意和恨意地罵稱「中國豬」，此一「中國豬」台罵還包括對台灣光復後遷台的外省人及其後代。

他們以為用「豬」罵人是日本人的罵法，其實日本人不用「豬」罵人，日本人還有姓豬的呢！電影《莎韻之鐘》片頭打出「編輯」和「撮影」的名字就是「豬飼助太郎」。日本人同樣用畜類來罵人，可是他們不用「豬」而用「馬鹿」，日治時代日本人常對可憐的台灣人口出「馬鹿野郎」（ばかやろぅbakayarou 是笨蛋的意思 ）一面罵一面打耳光。

台獨不怨恨日本人，反而怨恨有恩於台灣的蔣介石，真正原因不是所謂的「白色恐怖」，實因蔣介石堅毅八年抗戰與日本帝國主義為敵之故。最近台獨異想天開不顧形像大打國際牌：

第一張國際牌是阿扁狀告美國總統：阿扁是台獨所寄託的王牌，被貪污案纏身後台獨民進黨便失去了指望，所以一時無法切割，現在只好孤注一擲，狀告美國總統未盡二戰後軍事管轄台灣之責，（也就是，未將台灣如琉球一樣治理。）此招初看似近乎瘋狂，但背後若有日本極右勢力之助，將來發展也是個「未定論」，君不見美國駐台辦事處處長司徒文最近訪問法務部，並向法務部王清峰部長表示「國外對台灣政府處理扁案有不同看法」？這句話不是沒有來由的。（按：最新消息：美國軍事上訴法院2009年10月9日表示，台灣前總統陳水扁沒有「控告」美國政府，而是向美國政府「陳情請願」，請求美國上訴法院下令馬英九總統撤銷對他的無期徒刑判決，並且立即釋放他。位在華府的美國軍事上訴法院已於10月6日宣布，對陳水扁所提的案子沒有管轄權，所以不予受理。）

第二張國際牌是發起向聯合國申請登錄烏山頭水庫為世界遺產：烏山頭水庫位於阿扁出生地的台南縣官田鄉，為利於灌溉增加嘉南地區日本穀倉的稻米產量，築於曾文溪支流的官田溪上游，利用台南縣境內官田、六甲、大內、東山四鄉中間60平方公里的谷地作為集水區，水源取自三千多公尺外的曾文溪上游。因日本不准台灣人進大學工程院系求學，台灣本土無工程人材，故由日本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設計規劃。該水庫自1920年起以10年時間興建完成，在這十年裡，台灣奴工流了多少血汗無人統計，兇悍的日本工頭不知給台灣奴工摑了多少耳光，罵了多少「馬鹿野郎」無人關心。

現台灣正由洋洋灑灑一大串團體發起「感恩簽名」，他們期望累積30萬以上的簽名，然後送去日本，作為促成日本向聯合國提名的基礎。透過日本提名的理由是：「台灣因非『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公約國』不能提名，還好日本方面很重視。」這一著如果做成，就等於把早已脫離日本的台灣，又送回日本的懷抱，落實了「台灣地位未定論」。此一重大涉外事件，希望中華民國政府要慎重掌握，不可任由民間團體私自行事。

第三張國際牌是：為日本廣播電台NHK發表了「日本統治台灣時，禁止台灣人講中國話。」言論，提出嚴重抗議，並在日本聯絡右翼軍國主義日人展開訴訟，要求封閉NHK（詳見論譠10月1日阿修伯大作《寧做皇民不做華民？》）。可見台獨狂到這種地步，已到了比日本右翼軍國主義更右的程度，有良知的日本人和台灣人一定不會讓他們得逞。

日本右翼軍國主義這顆石卵是再度進軍中國的武器，他們的行動都採漸進式，用柔性的感人或悲情故事打動人心，從潛移默化，到漫罵恐嚇，一直到動武傷人。兩岸能不提高警覺，對症下藥，嚴加防範？